土匪题材作为小说审美的一种类型，一直是20世纪中国小说创作的热门话题。尤其是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审美文化观念的变革，使人们对传统土匪观有了新的反思和认知。审美视野的多元化和民间化趋向，更使土匪题材小说被提升到精英文学的品位。本文从民间权威的文化角度，对有关土匪题材小说进行了新的阐释，希图进一步揭开土匪题材独有的审美文化价值。 一、土匪题材小说回眸 中国是世界上盛产土匪的国家。自从农耕文明出现以来，为争夺土地和获得社会“地位”，即得到生存的保障和条件，中国土地上从未间断过土匪——农民举事。因种种原因被迫离开土地的农民，既给封建王朝统治以冲击，也给更多平民百姓以骚扰。所以，自古以来，朝政上下和财阀大户不仅视土匪为祸患，将“地方”上的不稳定归结为土匪作乱所致，而且村民百姓也谈“匪”色变，惟恐“狼来了”。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更是土匪丛生，抢盗猖獗，它与军阀混战、日本侵略、国共内战一起构成奇异的民国内乱图景。 土匪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然而对土匪的评价却因不同朝代和不同的历史、政治、文化观念而出现迥然各异的看法和结论。在古代，朝代的更迭往往借农民起义——离开土地的农民——土匪而促成。因此，王朝大臣们自然不言论自身违叛前朝纲纪之乱，而对此后的土匪却痛恨之至，誓言围剿铲除。“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真是社会变革的真实写照。在中国文学史上，虽有一些在民间传说基础上修订成的作品，如《水浒传》、《说唐》、《说岳》等秉持“民间正义”歌咏了农民义军（土匪）的浩然正气，写也义军之勇之威，但它们又被作家揉入“正统”思想，都是在“归入正道”、“报效国家朝廷”的前提下，才被纳入史册，传承至今的。人物的磊落襟怀、行侠仗义和效忠“主子”的伦理主题揉合在一起，总让人有被招降纳叛、人格受辱之嫌。除此之外的大多数作品，都持官方观点，视义军为土匪（兵匪）、强盗。清人俞万春更是重写水泊梁山聚义，冠名《荡寇志》，可见文人墨客亦对土匪有着难以更改的陈见。 以《林海雪原》、《播火记》、《独立大队》、《乌龙山剿匪记》等为代表的当代土匪题材作品，基本上延续了传统土匪观，且视界更为狭窄，仅专注于阶级对立与革命斗争中的土匪。在这些国家意识形态文学中，土匪被完全政治化了，顺我者荣，逆我者毁，土匪作为人的丰富品格和复杂心理被忽略了。许大马棒、座山雕的被消灭，李霜泗的被改造，显示了革命文学的鲜明的政治立场和作家的党性觉悟。然而，正像历史是山人来书写，文化是因人的需求而出现的一样，客体的存在也会因主体视角的变更而生发出新的文化意蕴来。八十年代中期以来，顺承着方法论讨论、审美观念更新和文化新潮，中国文坛刮起了新的土匪审美旋风。莫言的《红高梁》一马当先，对土匪另册妆论，独异的边缘——民间文化视角引起了难以抑导的土匪文化小说热潮。贾平凹告别了商州改革系列小说，转而也写下了《五魁》、《白朗》、《美穴地》三篇土匪小说：杨争光干脆推出了土匪系列中篇：《赌徒》、《黑风景》、《棺材铺》、《老旦是一棵树》等，其精炼的语言、跳跃式的画面、令人惊诧的主题思想，一时间引起广泛的关注：李晓、苏童继而也操起土匪题材，《民谣》、《十九间房》推波助澜地将土匪话语置于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文化阐释圈中。与此同时 二、传统土匪观批判 土匪文化小说的涌现，表明了作家历史观“唯官论”的改变和多元文化视野中民间文化视角的确立，它使作家在创作中兼顾主流意识形态思想的同时，特别注重民间文化和边缘视角的运用，因而促生了对传统土匪观的历史文化批判。 土匪是社会制度畸变和民不聊生的产物。土匪的主体是农民。越是在社会动荡不安、水旱灾害严重、粮食无法周济的季节，越是土匪人数激增、土匪抢掠频繁、农民起义举事的时候。中国是以乡土为家的国家。土地是旧式农民的唯一命脉。由于种种原因被迫离开土地的农民，因为失去了生存的正当手段，不是沦落为乞丐，便是被“逼上梁山”去当土匪。就像一句民谣讲的：“饥荒年月，弱者成为乞丐，强者当了土匪。”从汉字“匪”字字形“匚”上就可以看出，土匪是被逐出土地和房院的“非常人”。但是，他们并未因离开土地便成为农民的异己力量，没有因一朝为匪便脱胎换骨具备另一种文化载体。尽管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一日为匪，终身为匪，人伦污点再也无法洗涤干净，再也不能被人忘却，但是，只要有可能，他们还是愿意回归土地，安心种田，重新做人的。《白鹿原》中黑娃回乡认祖与其说是他向传统文化俯首，不如说是一个农民内心对背离家乡的恐惧和回归土地的渴望。李晓的《民谣》中马五隐姓埋名甘做雇工更能说明这一点。 可以说，传统土匪观的流行，并非是土匪客观存在的反映，而是建立在乡土文化基础上传统伦理观的反映。只要不带成见地将官方的传统观念向民间文化视角转换一下，就会发现，土匪作为被迫离开土地的农民，其行为和同样被迫离开土地的农民义军没有根本的差异。土匪和农民义军这褒贬不一的词汇完全是官方的或国家意识形态的产物。因为在农民“造反”的时候，不仅只是农民起义军会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政治口号，土匪内部的“四海之内皆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规矩亦十分明确。从这一点上也可看出，土匪不仅与农民有着根本的联系，也和传统民族文化的“均产均田”、“贵和持中”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李自成是明末农民起义的领袖，后来也是灭明立国的皇帝，而在此前，他曾是活跃在西北的一支土匪队伍中的一员，因其具有“权威”的感召力量，不久还当了土匪首领，并将土匪和散乱的明朝士兵招纳组成一个类军事化的联盟，由匪乃军，逐步扩升为军阀。这种历史身份的正名与评价，显然犹如历史批评的主体参与一样，是社会发展需要即时代中心话语的反映。白朗农民起义最能说明这一点。这位曾率众数十万由河南向西纵横数省的农民起义领袖，最终被官军围剿消灭之后，也落得个土匪的大号。“白狼”与“白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