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是一个喜剧时代。 前所未有的活跃与繁荣，伴随着前所未有的喧哗与骚动；前所未有的变革与进步，伴随着前所未有的错位与反差：发展经济与唯利是图，商品价值与人欲横流；个性解放与道德沦丧，物的发达与人的贬值。旧的迷信打破了，新的拜物教正在产生…… 社会生活每天都在上演着新的“人间喜剧”：公司开张，企业破产；物价上涨，股票下跌；“大腕”走穴，“大款”暴发；富商一桌“豪门宴”上万，贫困地区儿童失学；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充满欲望的夜生活，文人“下海”，大学生“练摊”，图书馆前门庭冷落；歌手艳星为英雄劳模而歌，高雅音乐与流行歌曲共鸣；学术著作与三流小报并肩排列，政治教育与广告宣传相互穿插；贪污腐败与公正清廉鱼龙混杂，一边是人间真情，一边是假冒商品，一边是庄严的工作，一边是荒淫与无耻…… 人们以不同的话语称谓这个时代：“社会转型期”、“原始积累期”、“后现代社会”。新奇、短暂、多样，是这个时代的特色，宽松、模糊、感觉是这个时代的氛围。一切似乎都没有变化，一切又都被解构、遮蔽；一切似乎刚刚开始，一切又已经显得陈旧；一切都使人目不暇接，心旌摇荡，热血沸腾，一切又使人困惑和迷惘，无奈与沮丧。还是流行歌曲唱得好：“这个世界很精彩，这个世界很无奈”，“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 对于处于这个喜剧时代的某一类人来说，注定他们的人生是悲剧，一种精神的悲剧。 知识分子——更具体地说，人文知识分子，扮演了这个喜剧时代的悲剧主角。 人文知识分子脱胎于中国古代的“士”，通常被称为“文人”。“士无定主”，（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条引）文人与生俱来的这种依附性内在地决定了他们特殊的社会地位、身份和人生悲剧命运、角色。按照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观点，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中被统治的一部分”，他们因为拥有“文化资本”而成为“统治阶级”，又因为没有权力与经济资本而成为“被统治阶级”，前者使他们区别于一般的阶级集团，而成为具有某种独立性的特殊阶层；后者又使他们区别于统治者，而不得不依附、隶属于某个阶级集团。知识分子的这种特殊身份、地位，决定了他们在依附与独立、介入与超然、道与势、入世与出世、个人与社会、世俗化与精英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从而形成双重人格与扮演着多重角色。因此，自我失落的悲哀、个体选择的艰难、寻找自己位置与归宿的困惑，人格冲突分裂的痛苦，等等，便成为人文知识分子精神悲剧的主要方面。“长恨吾身非吾有，何时忘却营营！”一千多年前苏东坡的这两句感慨道出了中国文人的千年悲音：“魂归何处？” “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历史仍然在延续。“春江水暖鸭先知”，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价值转型与两种文化交替断裂时期，最先经历感受、体验到其所带来的种种错位、反差、矛盾、冲突的往往是人文知识分子，他们固有的人格精神范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激、挑战，心灵的冲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激烈，人格的裂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痛苦。新的阶层的诞生，社会结构的调整变化，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变动，文化的衰落，知识分子社会身份的改变，这一切给知识分子带来的是面对现实的困惑与无奈，被社会抛到边缘的失落感，找不到自己位置的迷惘，作为“多余的人”的自卑，固守自我的孤寂，追求后的幻灭，依附后的灵魂拷问，等等，这一切便构成了这个喜剧时代人文知识分子精神悲剧的主要内容。而当这些被本身就经历感受、体验这一切的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作家所反映、表现后，其作品便具有解读当代知识分子灵魂的意义。本文将要涉及的近年来知识分子题材作品虽然十分有限，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当代知识分子的悲剧人生既打上特定时代烙印，又具有穿越时空的文化意味。 （二） 商品经济的发展，宣告市民社会的到来。市民社会从本质上讲是一个世俗化、大众化的社会，平民百姓登上历史舞台，成为生活的主人，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标准、行为方式影响甚至制约着一个时代的风尚。无论是西方文艺复兴以后兴起的市民阶层，还是我国明清之际的城市商贾，都代表着那个时代的世俗价值倾向。这一倾向不仅严重地动摇了上层集团和王公贵族的统治地位，也毫不留情地改写着知识分子的身份，甚至使他们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转折。知识分子原先作为上层集团从事意识形态活动的一部分与市民阶层是保持着严格界限的，一旦他们赖以生存、赖以活动的上层社会瓦解了，一旦市民社会消解了意识形态，失去了“被养”的经济基础，也失去了“知音”与栖息之地。他们陷入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危机：物质上他们一无所有，作为市民社会的一员，他们必须谋生，然而，除了市民社会不屑的“文化资本”，他们往往又是一无所长；精神上他们却又很难摆脱拥有“文化资本”而带来的身份感、优越感，很难与市民社会认同。他们既无法超凡脱俗，又无法很快走向世俗，因而随着社会世俗化、大众化进程的加快，他们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冲突就显得更为突出。作为市民社会中最尴尬的一个群体，知识分子注定要扮演着喜剧时代的悲剧角 中篇小说《王谢堂》（作者：旭峰 载《中篇小说选刊》1996年第3期）中的主人公王谢就是这样的一位代表人物。王谢与他的父祖辈相比，无疑是不幸的，其不幸就在于作为一位贵族世家出身的小知识分子，在失去了他赖以生存和赖以寄托的物质与精神资本之后，不得不置身于受商品价值主宰的市民社会之中，这样，他便面临着前述的双重危机：首先是生存危机，家道中落，生活贫困，而自己却一无所长，母亲生病他不得不四处借钱，其母甚至为他担忧：“我死后他怎么生活下去呢？”生存困境使王谢不得不面对现实，借钱时的尴尬刺激他决定经商开饭店。这种穷则思变，为改变自己的经济处境而投身市场经济的过程，本来是当代市民社会中常见的故事，无论其成功还是失败，都只不过给这个喜剧时代再添一点喜剧色。但情况发生在王谢身上，就大为不同了，自始至终伴随着他的是更严重的危机：角色危机、认同危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困惑、苦恼、矛盾、冲突。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就在于此，而由此也暴露了他们人格的双重性和负面价值。走向世俗的王谢骨子里仍然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清高、自尊，“他的苦恼很平凡，但是他听得懂非凡的声音”。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揭示：王谢的这种清高、自尊，既不是建立在严肃地守护着一种信念的终极* 但是，这又能怨得着王谢吗？假如王谢不走向世俗，他又凭借什么来超越现实和超越自我呢？中国的知识分子本来就是俗人，他们拥有的那点可怜的“文化资本”是无法与代表强大的商业资本的市民社会相抗衡的，当现实生活中的“王谢堂”失去之后，知识分子精神上的“王谢堂”迟早也是要失去的。当商品经济大潮使市民阶层成为社会的主角时，知识分子要想取得市民社会的身份证，只有投入大潮中，而这恰恰又是他们所不愿或所不能的。《王谢堂》正是在知识分子走向世俗化的过程中展示了王谢这样一位小知识分子，“他的坚守中的迂腐，他的失落中的自尊和潜在的自卑，他的介入经济生活时的惊慌失措，他的投入商品大潮时的茫然和无知无能。”作者欲通过描写这类“旧文化人贵族心态在大时代的洪流下终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情状”，（注：王旭峰：《燕子飞到哪里去了》、《中篇小说选刊》1996年第3期）来找出知识分子的“病灶”，企图揭示喜剧时代知识分子悲剧人生的人格精神因素。其中不乏对笔下人物的同情，但批判性是显而易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