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二十年代是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产生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使绝大多数新文学的作家把自己的目光专注于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描写和对自我现实苦闷的宣泄。作家们似乎刚从睡梦中醒来，睁眼看来，现实社会中到处是小说的素材，到处是诗的清泉，历史的记忆被现实的感受冲淡了，排挤了。除了在戏剧中还不得不到历史中去借用那些更完整的故事之外，诗歌和小说都被现实的热情占领了。但是，也正是在这样的现实热情的引导下，现代历史小说几乎是在无人觉察的情况下又默默地生长起来。这首先表现在中国现代小说的两个缔造者：鲁迅和郁达夫的创作实践中。众所周知，鲁迅是在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新文化运动中走上文坛的。他始终把自己的目光集中在中国国民性的解剖上。但是，中国的国民性并不仅仅、甚至也不主要是由现代的中国人一手造成的，它是中国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是中国历史畸形发展的产物。他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是一篇现实题材的小说，但它揭露的却不仅仅是现实，不仅仅是现实社会个别人的罪恶，同时也是中国的历史，中国历史的文化传统： 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还是一直从前的事。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舔。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在这些引语里，我们可以清楚地意识到，在鲁迅所关注的层次上，是没有历史和现实的严格区别的。历史是发展的，但对于一个民族，乃至对于人类的整个历史，并不是在所有的层面上都有发展和变化的。在这没有发展变化的层面上，历史就是现实，现实就是历史；对现实的解剖就是对历史的的解剖，对历史的解剖同样也是对现实的解剖。二者的不同是表现形式上的，是具体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具体的语言表达形式和人际关系的交际形式，具体的人文环境和物质生活环境上的。不难看出，正是在这里，发生着现实题材小说和历史题材小说相互过渡的广阔空间。关键仅仅在于，作者有没有需要与可能，把现实层面上的解剖转移到历史层面上去。在这里，我们还必须意识到，鲁迅作为一个具有了新的世界观念和人生观念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所感受到的“历史的压迫”。鲁迅的新的世界观念和人生观念不是在历史的典籍里获得的，不是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内部形成的，虽然我们经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没有多少根据的。鲁迅的新的世界观念和人生观念，是在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的现实处境中形成的，是他在新的基础上思考中华民族的现实出路的过程中积垒起来的，是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新的文化背景上受到西方文化的启发后发生的。但也正 头来研究历史，研究文化，整理国故，提倡学术。但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不是自己改造了历史，而是自己被历史所改造；不是自己占有了传统文化，而是自己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占有。因为他们所理解的历史和文化，仍是中国古代人对中国古代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书写。这里的原因是非常明显的：过往的中国历史都是被中国古代人依照自己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观念所选择、所记述下来的，仅仅由这些被书写下来的事实自身，是不可能构成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只有在现实文化环境中才能产生的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的。结果往往是这样，他对中国古代的历史事实掌握得越多，在这样一个范围中获得的“合理性”越充分，他就越是更深地陷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牢笼中去，越是更远地离开自己原有的初衷。在前的梁启超，在后的胡适，都走了这么一条文化的道路。这里的根本问题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并不仅仅是由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记述的那些人和那些事组成的，他们所记述的仅仅是这个浑融的整体中的枝枝节节，是在他们眼里的事实，而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则是无限复杂的。这样一个活的浑融的整体，不是由被记述的事实像排积木一样排列起来的，而是通过现实的人对现实社会、现实的人与人关系的感受和理解，借助历史事实的帮助，在想象中被重新* 我们认为，只要意识到这一点，鲁迅的第一篇现代历史小说《不周山》（后改名《补天》）的产生就不是那么奇怪的了。谁是中华民族的真正缔造者？谁是中国文化的创始人？中华民族的根本命脉何在？是什么维系着中华民族绵延至今而未曾断绝？是为中华民族的现实出路而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创造活动的中国人，还是死抱着过时的教条对进行各种创造活动的中国人评头品足、挖苦嘲弄、嘁嘁喳喳的“国粹派”？这个现实的问题只有到远古人类创生期的历史源头处去观察和思考，而远古人类创生期的情景，也只有在现实人的艺术想象中才能得到本质真实的浮现。在这时，也只有在这时，女娲的形象才获得了巨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补天》取材于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是不是历史小说？实际上，这个问题应该换一种问法：中国的历史应从哪里说起，中华民族的文化应以什么为本。西方的历史是从神话传说和荷马史诗中披露出的人的生存和演变状况说起的，乃至基督教文化也是从上帝造人说起的。只有在一个民族产生的远古时代，才能发现一个民族存在的根本是什么？在那时，还没有我们后来人所说的文化，更没有后来人为人类社会制定的“道统”。创造一个民族的不是这些，而是人的生命，人的自然的生命力，人的本能的创造力量。有了这种自然的生命力和本能的创造力量，才有人，才有人的生存和发展，也才有了一个民族称为“文化”的东西。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为了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是为了更好地保存和发挥人的自然生命力和本能创造力量的，而不是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是为了自己的文化的；应该用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一个民族的自然生命力和本能创造力量的丰啬衡量一个民族的文化，而不应当用一个民族的文化规范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扼杀它的自然生命力和本能的创造力量。这是一个简单到不到再简单的真理。但是，在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中，中国的历史却成了一个没有“头”的历史。儒家史学是为了为政治统治者治国安邦提供政治经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