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对于五四文学的评论和研究，都强调其广泛向西方学习、与传统决裂的一面，即充分阐述五四文学现代性的特质，这个研究思路和方向无疑是正确的，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和关键。但是，任何外来文学思想、审美意识和文体风格的影响，都不是空穴来风，它必然通过对文学传统的解释、转换，获得新生和发展。五四文学也不例外。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做翻案文章，只是想说明五四文学在广泛接受西方文艺思潮影响，以彻底反对旧文学的姿态创造现代意义上的新文学时，并没有从根本上背弃传统文学。 1 五四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之间的联系，并不是今天才发现的新问题、新结论。早在抗战时期那场关于民族形式问题大讨论中，一些讨论者就明确地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何其芳说：“我认为‘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是旧文学底正当的发展。虽然由于中国旧文学的落后性，由于旧文学的形式有的被利用了千多年，有的被利用了几百年，大部分无法再利用下去，因此大量地接受欧洲文学底影响，它并不是斩钉截铁地和旧文学毫无血统关系的承继者。很明显地，初期的白话诗保留着浓厚的旧诗词的影响（如胡适、俞平伯、刘大白等的诗集），有些小说也没有脱离旧小说的窠臼（如杨振声的《玉君》）。后来才在形式上更欧化而在内容上更现代化。”（注：《论文学上的民族形式》，1939年11月16日《文艺战线》，第1卷第5号。）罗荪也明确说：“‘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初期，不但新诗还保留着旧形式的规律性，而小说如‘五四’初期的作者杨振声、汪敬熙、俞平伯、叶绍钧等，都还或多或少地保存着旧小说的写法与情调。”（注：《谈文学的民族形式》，转引自胡风《对于五四革命文艺传统的理解》。）从五四时期几种主要的刊物所发表的新文学作品看，不少作者更多地是带着对旧文学传统的改造，开始新文学创作的。新文学最初的尝试之 五四文学创作接受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影响，可以从两个层次上分析。其一，显性影响。在五四文学创作初期，不少的作品留有非常明显的模仿、化用古代文学作品的痕迹，让人一眼就能看出二者的渊源关系。如胡适《生查子》之于欧阳修《出查子》（去年元夜时），刘半农《学徒苦》之于汉乐府《孤儿行》，汪敬熙《一个勤学的学生》之于《儒林外史》，俞平伯《芦》之于元散曲，杨振声《贞女》之于《牡丹亭》等（注：以上作品见《新青年》、《新潮》。）。这些作品接受影响的角度和侧重点并不一致，有的侧重于意境、风格、手法，有的侧重于主题。大致而言，这些作品在接受古代文学作品传统影响时，只要不是完全被文学传统所束缚，在学习、借鉴中有发展、创新，在新文学尝试期还是它的积极作用和意义的。《一个勤学的学生》借鉴了古代文学尤其是《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把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可鄙可笑的人物和事情，经过提炼、概括、加工，凸现其丑恶的本质。丁怡是个勤奋的学生，每年都可以凭借从不旷课而加分，自从考取高等文官以后，立刻不顾上课的钟声，躺在床上做升官、发财、娶妾的美梦。作者使用中国古代小说见长的白描手法，剖示了丁怡“学而优则仕”的腐朽的灵魂和卑微的精神世界。《贞女》的构思与《 其二，隐性影响。五四时期，并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通过直接学习、借鉴古代文学传统进行文学创作，很多作品让人感到的是直接来自外国文学的影响。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不胜枚举，如鲁迅之于俄罗斯文学、北欧文学的关系，郭沫若之于歌德、惠特曼等诗人的关系，许地山之于印度文学，郁达夫之于日本文学，王统照之于叶芝等，这确实是五四文学区别于古代文学的根本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五四新文学作家对外国文学的广泛学习、吸收，就没有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但是，五四文学对外国文学的学习、借鉴，并不意味着割裂古代文学传统，古代文学传统仍然是新文学创作的基础。《狂人日记》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它的创作受到了果戈理《狂人日记》的启发和影响，也采用了尼采《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安德列耶夫《谩》所曾使用过的象征主义手法，在五四文学中，是一篇比较“西化”的小说。但是，它又是一篇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小说。从整体上看，小说的情节基本上构成了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特别是对人物的结局有明确的交代，情节发展的时间观和空间观依然是传统式的；小说开头的“识”，交代小说的来由，是中国话本小说所惯用的手法。此后，鲁迅先生的一系列小说创作更加中国化，如他自己所言 《郭沫若：心灵向世界洞开》，《走向世界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郭沫若的精神世界与古代文学传统紧密相连，因为“我这个人究竟是脱不掉东方文化的束缚。”（注：《革命春秋》，《郭若文集》第8卷。） 以上分析充分说明，五四文学作家无论以何种姿态开始新文学创作，都没有从根本上背弃历史悠久的古代文学传统。相反，他们不同程度地在古代文学中汲取营养，丰富和充实了刚刚起步的新文学创作。 2 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新文学创作紧密联系着古代文学传统更是历史的必然选择。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后，陈独秀便意识到文学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和意义，他曾经试图向国内介绍欧洲最新的文艺理论和创作主张，比如，他对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非常赞赏：“此派文艺家所信之真理，凡属自然现象，莫不有艺术之价值，梦想理想之人生，不若取夫世事人情诚实描写之有以发挥真实也。故左氏之所造作，欲发挥宇宙人生之真精神真现象，于世间猥亵之心意，不德之行为，诚实胪列，举凡古来之传说，当世之讥评，一切无所顾忌，诚世界文豪中大胆有为之士也。”（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且不说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是否真的具有如陈独秀所描述的那些优长，仅就他对自然主义的理解而言，陈独秀并未完全把握自然主义的精髓，当时，他的用意更在于借介绍西方文艺冲击国内沉闷、黑暗的文坛，对于如何才是理想的、能代表新文学发展方向的文学，陈独秀似乎还很茫然。《青年杂志》一卷三号曾经发表了谢无量的长诗《寄会稽山人八十四韵》，全诗追求形式技巧，内容空洞无物，可是，陈独秀却在“记者识”中大加赞扬，似乎从这首诗歌中看到了新文学的萌芽：“文学者，* 胡适以进化论和实用主义为理论武器，提出用活的白话代替死的文言，创造活的文学。用白话代替文言的主张一经提出，立刻得到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支持。这些人在具体阐发文学革命见解时虽然各有侧重，甚至相互间还有争论，但是，在用白话取代文言上却众口一词，意见完全一致。陈独秀说：“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注：《胡适、陈独秀讨论文学革命》，《新青年》第3卷，第3号。）提倡白话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良旧文学，他们相信白话必能取代文言，将来的白话文学肯定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注：《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5号。）“已死的文言只能产生出没有价值没有生命的文学，决不能产生出有价值有生命的文学。”（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胡适所谓的白话并非完全是口头语言，特别是创造新文学所使用的白* 命所倡导的理论，仅仅否定了古代文学经世致用、雕章丽句的传统，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文学传统，特别是高度肯定一直被视为“文学小道”的文学传统，所以实践中新文学创作借鉴、吸收古代文学的优长就是必然的选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