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中国现代民俗学历史的人都知道，在这门学科的初创时期，其主要参加者和代表人物大都来自于民俗学以外的学科。这种多学科参与的性质和特征，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展历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这种参与和影响究竟应该作何评价，回首80年的坎坷道路，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如果把1918年北大歌谣征集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民俗学史的开端，那么刘半农、沈尹默和蔡元培是三位最重要的人物，因为正是刘半农的首先提议，得到沈尹默的响应，最后得到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使这场运动开展起来的。但是，刘半农和沈尹默虽是歌谣运动的发起者，却专攻语言文字学，并没有在《歌谣》周刊和以后的其它刊物上大量发表民俗学的、至少是歌谣研究的文章。蔡元培大力支持这项研究，是他的新历史观的必然结果，所谓“新体之历史，不偏重政治，而注意于人文进化之轨辙。凡夫风俗之变迁，实业之发展，学术之盛衰，皆分治其条流，而又综论其体系，是谓文明史”。（注：高平叔编：《蔡元培史学论集》第139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但他毕竟主要是个教育家，不可能也没有时间去研究民俗学。 当然最能代表这批人特点的是胡适。他本身是学哲学的，后来因为倡导文学革命而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但正是因为他鼓吹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使他与民间文艺研究联系了起来，撰写了《歌谣的比较的研究法的一个例》与《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等著名文章。他强调说，“我以为歌谣的收集和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我当然不看轻歌谣在民俗学和方言研究上的重要，但我总觉得这个文学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注：《歌谣·复刊词》，1936年4月4日。）我们看到，当时推动文学革命的主要阵地《新青年》的编辑们，包括钱玄同和李大钊，也正是《歌谣》的主持者或支持者。因此，提倡新文学的目的是为了进行改造和变革，是推翻旧文化、创造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要成为新诗人或新小说家。这样，北大的歌谣征集活动最初也许同样只是从文学运动的需要考虑。所以胡适自己曾说：“陈独秀、胡适之、钱玄同、刘半农这一班人，都不完全是弄文学的人”，“我们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载1958年5月5日《新生报》（台北）。）就民俗学而言，当然就更是如此了。 这批先驱者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的地位之重要，就在于他们都是本学科的伟大的改革家和创新家。像蔡元培之于教育、刘半农之于语言学、胡适之于文学和哲学，都接受了新的学术立场和方法，他们都试图用本学科出现的一些新观念来改造中国传统学术。他们对于民俗学的作用，并不在于他们本身对这门学术有多少研究，而在于他们以其敏锐的目光和先进的思想，“发现”了这门学科的重要思想意义和学术意义，并且把它告诉中国人。 接下来的一批人则是中国现代民俗学早期历史上的代表人物。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周作人应该算是一位文学家，但正如他自己所说，“自己知道并非文人，更不是学者，他的工作只是打杂，砍柴打水扫地一类的工作。如关于歌谣、童话、神话、民俗的搜寻，东欧日本希腊文艺的移译，都高兴来帮一手”（注：《周作人自述》，见陶明志编：《周作人论》，北新书局，1934。）。这样，作为一种比较主要的业余爱好，周作人不仅介绍了日本和西方的许多重要的民俗学思想（如柳田国男的乡土研究作品，再如他介绍江绍原编译的《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等），不仅较早地倡导了儿歌、童话的征集，还写作了大量民俗学内容的短文（见《歌谣》周刊、《语丝》等刊物）。更重要的是，他还对民俗学的性质、对象、功能等问题较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虽然周作人确实没有在民俗学领域做出专深的研究，但在当时的国内，他对于国际民俗学发展的了解，可以说是较早和较清楚全面的。加上他的作品的读者群较大，所以在使民俗学受到更多的人的关注和认识方面，他的确具有不可抹杀的贡献。 与周作人同时对民俗学早期发展作出贡献的还有常惠和顾颉刚。常惠是学法文出身，但曾是编辑《歌谣》周刊的中坚力量，所以在1936年曾被胡适戏称为“研究歌谣的‘老祖宗’”（注：《歌谣》第2卷第8期，1936年5月。）。尽管他在20年代中期以后转而从事文物考古工作，但与当时在《歌谣》上发表的其它文章相比，他的文章一方面较具研究性，董依宾关于《看见她》的著名文章实际上就是受了他的文章的启发，另一方面，他比较赞同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歌谣，这与当时多数研究歌谣的人见解不同。这些方面当与他学习外文，熟悉外国情况关系密切。顾颉刚则是公认的史学大师，他是从改造史学的角度进入民俗学的大门的。正是他对民俗文化的关注，使他改变了许多以往对历史的看法，使他得出结论说，“这种搜集和研究，差不多全是开创的事业，无论哪条路都是新路，使我在寂寞独征之中更激起拓地万里的雄心”。（注：《〈古史辩〉第一册自序》，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册，第38页。中华书局，1988。）这位历史学家对于民俗学的贡献至少有三：首先，他总是利用一切机会，为研究民众而大声疾呼、身体力行，从北大到中大，积极创办刊物，出版丛书，率先进行田野调查；其次，他对孟姜女故事演变的研究，对妙峰山的研究、对 除此之外，从文学角度切入民俗学的还有茅盾、赵景深等人。郑振铎虽也主要从文学方面做出贡献，但他的《汤祷篇》等却与顾颉刚的意图类似，是“应用民俗学、人类学的方法，为中国古史学另辟一门户”。（注：见《郑振铎文集》第4卷，周予同“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而从史学入手的还有容肇祖，他虽以研究古代经学史、思想史为主，但因较早追随顾颉刚而热衷民俗学，后在中大又主持过民俗学会和《民俗》周刊的工作，使他对民俗学的思考也日趋成熟。他的《我最近于“民俗学”要说的话》一文中的见解，至今还是站得住脚的。（注：《民俗》周刊第101期，1933。）当然，除了上述的这些传统学科以外，对当时民俗学发展推波助澜的生力军还来自于人类学和宗教学，这显然是因为他们所关注的研究主题、他们所使用的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与民俗学相当一致，因此尤应得到我们的重视。其中，江绍原、黄石、杨成志、林惠祥等人的民俗学作品，无论是专著、译著，还是论文和概论性教材，在当时都具有较高水平。比如江绍原对礼俗迷信的研究（典型代表著为《发须爪》）、黄石对于女性民俗的系列论文，都是结合本土文献和国外相关理论的个案研究，杨成志、林惠祥则在介绍国外研究动态和进行田野研究方面贡献很大，像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