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西班牙剧作家维加有一句名言：悲剧以历史作为它的主题。黑格尔认为：人类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历史。古代的历史许多都是通过悲剧的史诗和戏剧小说流传下来的，从索福克勒斯的史诗《俄狄浦斯王》，欧里庇德斯的《海伦》到莎士比亚的悲剧《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理查三世》等，历史与悲剧从古以来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外文学史上著名的悲剧作家似乎都特别钟情于历史题材，外国作家恩尼乌斯、莎士比亚、司各脱是如此，中国作家亦是这样，罗贯中取材魏蜀吴三分天下的历史，创作了长篇历史名著《三国演义》，铺演了蜀汉诸葛亮及刘、关、张等英雄的悲剧。大陆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李自成》以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为主角，用宏大的规模描述了这位风云人物的悲剧历程。近年获得广泛好评的凌力的《少年天子》取材于清史，展现了年轻的顺治帝福临的悲剧人生。 高阳，这位“以小说造史”的历史小说巨擘，亦是以历史小说营造悲剧的大家。从他的小说所展现的中华民族的恢宏画卷中，我们读到了历史，同时亦读到了悲剧。高阳之所以最为推崇《红楼梦》，就因为曹雪芹写了一部大悲剧。高阳认为：“红楼梦之所以成为最伟大的写实主义的小说”，为“他人最不及”，就在于“红楼梦中的一切”，“为当时贵族生活的忠实写照，写出一种必然的没落的趋势”，“深刻表现出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无可奈何的惋惜、怅惘和凄凉。”（注：高阳：《红楼—家言》，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版，第94页。）高阳在他最具影响的长篇巨著《胡雪岩全传》中就明白道出：他倾心创作的这部一代巨贾的兴衰史就是一部“时代的悲剧”。高阳直接对悲剧发表见解的文字我虽未读到，但他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不能不引起研究者的注意，高阳说：“了解历史，了解民族的创造有，民族才会有向心力，才会团结起来。”（注：引自《王昭君》出版前言，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这段话给了我们打开高阳创作动机的一把钥匙，高阳创作的近百部系列小说，其意旨就在于让广大民众“了解历史”，“了解民族的创造有多么艰难”。他推崇《红楼梦》是如此，他创作《胡雪岩全传》，《慈禧全传》、“红曹”系列小说、《金缕鞋》、《荆轲》、《李娃》、《状元娘子》等小说亦是如此。就此而言，我们可以把他洋洋三千万言的历史小说画卷视为一部历史的大悲剧，一部民族艰难的悲剧史。 下面，分别就高阳笔下的悲剧人物系列和他营造悲剧的特色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历史人物的悲剧性透视 高阳在其历史系列小说中，构建了各种各样的悲剧世界，诸如宫廷悲剧、政治悲剧、爱情悲剧、士人悲剧、侠士悲剧等。他以独到的艺术概括与审美观照，重塑了形形色色的悲剧人物，诸如帝王后妃、贤臣良将、名士佳人、商贾侠士等等，这些地位悬殊，身分各异的众多人物形象，组成了丰富多姿的历史悲剧人物画廊。 帝王悲歌 反映宫廷生活的长篇，在高阳历史小说系列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高阳以史家的手笔揭开了皇室后宫神秘莫测的纱幔，同时把聚焦对准了人物，重塑了一批历史上的帝王后妃，其中，具有浓重悲剧色彩的皇帝形象，引起人们强烈的兴味，其美学价值，有口皆碑。 在早期的长篇《金缕鞋》中，高阳重塑了亡国君主李煜的形象。历史上的亡国之君，并非都称得上悲剧人物，诸如秦二世、宋徽宗等似都与悲剧人物无缘。李煜虽为亡国之君，但并非阴忍残暴，十恶不赦之徒，他是一位多情善感，心地善良，而又多才多艺的皇帝。这样一位君王，倘若生在盛唐宫中，或许可以在御座上终其一生，可他偏偏生逢乱世。北方的宋朝虎视耽耽，大军压境，随时准备侵吞南唐，而李煜身为一国之君王，竟然把朝政大事置之一边，迷恋于极富浪漫情调的爱情之中，并且醉心于写诗填词。高阳在小说中以相当的篇幅描述了李煜与周皇后之妹嘉敏的爱情纠葛。且读李煜《菩萨蛮》中的诗句：“花明月暗笼轻雾，今朝好向郎边去，划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位儿女情长，风流倜傥的诗人形象，然而他恰是一国之主，是一位皇帝。作为一位诗人他才华横溢，灵气通脱，作为一位君王，他忧柔寡断，贪生怕死，缺少政治家的雄韬武略与治国之才。然而历史却把他推到一国之主的位置，在君王与诗人、朝政与情场之间，李煜欲超越前者，一心追逐诗词和情爱的波涛。从本质上说，李煜是一位富有浪漫气质的诗人，而非具有理性头脑的政治家。“政治以理性为主要特征，它在本质上是排斥情感的”（注：许苏民：《历史的悲剧意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8、239页。），“政治不仅要求从政治运作机制中排除情感的因素，而且也对政治家本身提出高度理性化的要求。”（注：许苏民：《历史的悲剧意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8、239页。）从理性上说，处于乱世之中的李煜需要发奋图强，富国强兵，抵御强国的入侵，而情感却驱使他如太平盛世的诗人沉浸于填词和爱恋之中，正是由于这种历史角色的“错位”，由于他把诗人之情感凌驾于政治家的理性之上，才最终酿成他国破家亡，身陷囹圄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