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论：张爱玲小说与女性亚文化群体 阅读张爱玲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作家如何能够忠于她的生活、历史、文化现实以及她自身的性别特质。在这方面，张爱玲很少加以伪装或反串。此种忠于自身（女性）经验的书写模式，让张爱玲得以忠于自己的性别／经验而写作。不论是在女性压抑、焦虑或内囿问题上，我们都可以在张爱玲小说中挖掘到各种有关女性的沉默、匮乏、分裂、甚至疯狂的意涵和潜在文本。 大体上，张爱玲书写女性人物的成功之处，乃在于她写出了女性角色的内囿特质，以及她们在性别政治中所面临的复杂状况；并在这基础上揭示出这些女性人物的矛盾、压抑和自我冲突的深层面貌。事实上，在小说创作以外，她在影评中也曾经论及女性这方面的复杂心理和现实问题。例如她在《借银灯》中评电影“桃李争春”和“梅娘曲”时，便指出影片的浅薄在于：“全然忽略了妻子与情妇的内心过程，仿佛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她认为即使在礼教森严的古代，女性的心理也有其错综复杂之处（张爱玲，1995a：95—96）。可见在小说写作以外， 张爱玲亦十分重视女性心理和女性经验里的细节与复杂处。 男性对于女性心理的忽略，若非导致男性文本／电影中女性人格的扭曲，便是把女性视为男性欲望投射的对象。但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作家对于女性主题的书写则表现了她对于女性经验遭受贬压的一种抗衡。在作家重视女性心理的复杂层面的基础上，张爱玲对于这些女性问题与心理的挖掘，特别是女性亚文化的特质，其深刻度往往令人惊异。 从女性主义视角而言，女性亚文化群体（female subculture ）可被理解为：一种为了使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并设法将其永远置于此从属定位的一系列观念、偏见、趣味和价值系统。这使女性被编码在亚范畴地位上。简单的说，女性亚文化群体即是一种生活习惯的制度，一种和（男性）社会统治群体有着显著差异的生活习惯，包括社交活动、期望和价值等各方面。这使女性在家庭、社会、教育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从属于男性主体之下。这种亚文化行为和思想，把生儿育女、家务工作、教育问题、宗教活动等视为女性亚文化群体的生活重心。这更被女性主义者视为一种被仪式化了的身体体验，其中包括了发育、初潮、性欲、怀孕、生育和停经等整个女性性欲与生活系统等方面，都在这意义上成为一种隐蔽的生活习惯（注：在此种亚文化背景的影响下，女性得以扮演合乎体统的淑女、或屋里的天使、贤妻良母等角色，而心安理得地生活在男性中心体制里。在西方，她们是所谓“家庭王国”的皇后，内心极为纯洁和虔诚（Eagleton 1986：13—14）；在东方社会， 则是所谓的黄花闺女与良家妇女。）。 女性在亚文化群体的价值、常规和经历，使女性联系为一个统一体，并在阶级、生活方式和文化上和男性相背而驰。事实上，这和女性在父权体制中被定义为“他者”（the other）不无关系。在这背景上，此种负面的、非主体的、次等的概念使身为他者的女性往往陷于自我丧失的危机中，而不能像男性一样被理解为完整的主体，而构成父权社会中的女性亚文化群体。这正是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中所宣称的观点：男性不但被视为主体（the Subject）， 而且是完整绝对的象征体（the Absolute），而女性则被贬为“他者”，处于一种非本质论的现实状况之中（Beauvoir 1972：16—29）。 在张爱玲小说中大量出现的女性亚文化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即是以女性亚文化的特质去推演她们的匮乏、压抑、焦虑和丑怪等女性问题。许多女性人物在此从属位置中较难以找到自己的身分与主体。在《怨女》中，张爱玲写柴银娣在寻求自我身分定位的问题上就明确地提出女性的这种经验：在上一代与下一代中间没有安置柴银娣的位置（张爱玲，1991a：97）。 这写照说出女性在宗法父权体制中的他者位置：自我与主体的丧失（注：在中国传统男女两性秩序的文化编码中，由于儒家经典中的两性伦理观念扮演着重要的规范角色。因此，这里为了进一步区分中国的父权特质，提出“宗法父权”的概念。“宗法父权”一词在此含有双重的概念，意图结合中国宗法礼教和西方父权体制。此词相信颇能代表／讲述东方的父权文化体质，以期进一步标榜中国父权体制和儒家典籍中有关性别规范和道德礼教的特色。另见拙文《张爱玲的临界点：闺阁话语与女性主体的边缘化》，《中外文学》第24卷第 5期，1995.10。）。这正是张爱玲对从属女性及其亚文化处境最深刻的省思之一。 因此，一旦把张爱玲小说挪入庞大复杂的宗法教条、规范和禁忌交错重叠的传统宗法父权体制中，将更有助于勾勒潜藏其中的女性经验。而这里试图指出，这种讲述沉默与匮乏的女性经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成为极为尖锐的问题。 二 女性亚文化群体：沉默与匮乏的意义 正如女性在整体父权体制的处境一样，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角色亦常被归化为亚范畴地位。 只有男性经验才被视作“普遍性”（universal）的根本，而把女性经验排除在外。在这位置里，女性经验亦被放逐于文学／文化中心以外（Donovan 1975：10）。然而，在张爱玲小说中此种亚范畴的女性经验，却占有重要的位置。在张爱玲的这种书写模式中，我们不难发现她如何将边陲意义的女性亚文化群体及其女性带进文本的中心舞台：以压抑与内囿性质的女性身体／文化，以及她们的沉默、匮乏、焦虑与亚文化特质等课题，去抗衡五四时期以来以男性模拟为主导的文学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