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自1984年春天开始写“负暄体”散文，（注：张中行称自己的散文是“坐在向阳的篱下”谈旧事。迄今，张中行最流行的散文集是《负暄琐话》、《负暄续话》和《负暄三话》，其中近200 篇散文具有明显的文体特征，我称之为“负暄体”。）写的是“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可念之情”。（注：《负暄琐话·小引》）周汝昌说《负暄琐话》“主要内容是记人”，（注：《负暄琐话·〈负暄琐话〉骥尾篇》）启功认为《负暄琐话》和《负暄续话》写人具有“勾魂摄魄之功”，（注：《负暄续话·读〈负暄续话〉（代序）》）徐秀珊索性称张中行为“写人物的高手”。（注：《月旦集·编后记》）种种评价，都说的是张中行的记人散文已达到很高的境界。本文拟从具体作品出发，对张中行的记人散文进行一次尽可能全面深入的分析。 迄今为止，张中行写“可传之人”的记人散文大多收在《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月旦集》四部集子中，不确切统计大约100篇左右。张中行不仅是创作家，而且是文章家， 对文章品格和文体技巧颇有研究，（注：张中行是语文专家，出版有《作文杂谈》和《诗词读写丛话》等有影响的专著。）他自称把琐话“当作诗和史写”。“诗”和“史”两个字，很有分量，简洁地凸现了张中行记人散文的品格和技巧。因此，本文的分析也从史与诗两个方面展开。 一 史传品格 张中行笔下的“可传之人”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人皆知的文化名人，一类是人皆不知的普通百姓。记人散文，必须达到一个目的，即通过对人物所作所为的叙写，展现人物独特的性格，揭示人物内在的精神气质。文化名人和普通百姓之间“类”的差异，决定了张中行在叙写这两种不同类型之人时“史”的不同侧重。 写文化名人，必然要涉及所写人物的文化成就。文化成就多属于客观史实，可用辞典或教科书的列举法来记叙。张中行并不回避这种方式，这体现了他对“史”的重视。当然，在列举时，张中行尽量追求语言的畅达明晰，语感的亲切随和，避免了列举的单调枯燥。然而，仅仅做到这一点，并不能体现张中行品评人物的过人之处。实际上，张中行自己就是一个功力深厚的文化名人，由他来写文化名人，属于行家品题，内行说内行，其最大特色应该是独到的识见。这种独到的识见，在张中行这类记写文化名人的散文中俯拾即是。 《陈寅恪先生及其著作》一文，张中行首先表明自己对陈寅恪的学识、才华、为人“五体投地”，对陈寅恪的著作无比重视，接着引出陈寅恪的重要著述。行文简洁自然，决不给人拖沓之感。再接着谈读陈寅恪著作的感受，一是人皆有的共同感受：博闻强记，材料多而思路细，常能见人之所未见；二是自己独有的个人感受：不只是开眼界，增知识，而且是领悟治学方法。寥寥数十字，既有客观评价，又有个人体会，既不失于主观，又决非人云亦云，显然，学养不深不能有如此独到的见解。 以个人的体会品评所记人物的文化成就，尤能体现作者的识见之力。张中行写《刘半农》，有两段话是对刘半农文化成就的精妙概括。其一，“半农先生的学术研究是语音学，最出名的著作是《四声实验录》。这部书从音理方面讲清楚汉语不同声调的所以然，使南朝沈约以来的所有模棱解释一扫而空。”这段话属于共同评价，张中行写得明晰而有气势。其二，张中行自己听刘半农讲课的感受：“对于声音的美恶和作用，其他讲文学批评的教授是只说如此如彼的当然，如五微韵使人感到惆怅之类；半农先生则是用科学数字，讲明某声音的性质的所以然。这是根本解决，彻底解决”，这番评价属于个人感受，精微独到，更为传神。 简而言之，张中行品评文化名人的文化成就，不限于陈述共同评价，尤注重阐发个人感受。这种写法往往能发人之所未见，体现作者本人的学问修养，以个人语感取代那种“代神立言”的权威口气，文章因此而平易近人，平添个性魅力。 文化成就固然是文化名人主要价值所在，但是，就记人散文而言，或更应该注重所记人物的性格魅力。文化名人大都是很有性格的人，张中行笔下的文化名人更常常与众不同，多具有一种特殊性格——怪。 章太炎怪，不仅有一种怪，而且有多种怪。张中行写：“多种怪之中，最突出的是‘自知’与‘他知’的迥然不同。”举例说，章太炎“说自己最高的是医道”。这个自我评价“不只使人生疑，简直使人发笑了”。 辜鸿铭怪，是“有名的怪人”，“十足的怪物”。怎样怪？张中行分文章之怪、性格之怪、思想之怪几个层面来说明。文章之怪在“有意避俗，求古求奇”，性格之怪的突出表现是“喜欢骂人，表现为狂”，思想之怪有尊君、维护专制，为纳妾辩护，“中国什么都好，外国什么都不好”之类。种种怪异，张中行娓娓道来，栩栩如生。 其他如张守义的怪，“是个怪人，不吃饭，专靠喝啤酒活着。”熊十力的怪，“是怪人”、“确是有点怪”，“治学之外一切都不顾”。刘叔雅的怪，被认为“有精神不正常的老病”，被“视为疯子”，如同“三国的祢衡”。还有邓念观的怪，“奇特”、“太懒、太怪”，有女儿却在寺里寄食，“不近人情”，等等。 显而易见，张中行对人之怪情有独钟。他的《负暄琐话》把章太炎列在第一位，《负暄续话》把辜鸿铭列在第一位。如此顺序，固然因为章、辜二人名声之大、学问之大，但恐怕也因为章、辜二人性格之怪。如《章太炎》一文，张中行开门见山，“提起章太炎先生，我总是先想到他的怪，而不是先想到他的学问。”《辜鸿铭》一文指出辜鸿铭是“有名的怪人”之后，赶紧强调，“对于怪人，我总是有偏爱”，这些表白，说明张中行对人物的怪颇具慧眼、兴趣盎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