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现代汉语不能离开近现代的中国历史。 其实，更应该说是：谈中国现代史不能离开现代汉语。 这不是一句文字游戏。这是我所选择的看待历史，看待中国，看待中国人的方法。因为在我看来，历史的一切痕迹，过去的，现在的，甚至是将来的，都丝毫不差的留在语言之中，而且常常是活生生的留在语言之中。沿着语言的脉络，历史的一切都历历在目：根、茎、枝、叶、花朵、果实，包括细胞组织，遗传基因，一切都有语言的证据可寻。现代汉语的形成是和中国近现代史同步的，它从民间走上庙堂的“革命”经历，它中西杂交的种种遗传，它表面上的完全的由人所“创新”“革命”，而实际上古老无比的历史存在，等等等等，无不蕴含着深刻的内容。其惊心动魄之处，比语言外面的世界有过之而无不及。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现代汉语已经被我们“自然而然”“浑然不觉”的接受、使用。有的时候甚至是随心所欲、狂妄自大的使用、摧残。可它却一直沉默不语。但是仔细一想：正是这个表面上被我们所“使用”的现代汉语，在最深层的意义上规定了我们的行为，左右了我们的历史，限制了我们的书写和言说，赋予了我们感慨万千、悲恨满腔的命运。我们自认为的自由的书写和言说，到头来却不过是只能如此的书写和言说。我们对于现代汉语的麻木和忽略可谓久矣！我们几乎是从“创造”它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对现代汉语的不自觉的历史。近两年来我所一再强调的“语言的自觉”，就是说的这个意思。现代汉语是现代中国人全部的表达和记录，也因此而可以视为现代中国历史的全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语言的自觉，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一切议题都是空谈！ 我深知，以自己浅薄的理论和知识准备难以胜任如此重大复杂的命题。我不是谦虚。我最讨厌把谦虚当做“交通规则”遵守出来给人看，好像谦虚了，无知和漏洞就都可以原谅。谦虚本是一个人在内心深处与天地万物独身相对时的敬畏。我是在这个无比巨大又无比重大的问题面前，感到自己深深的无能和淹没。我所说的自觉，当然首先是对自己的清理和批判。因为作为小说家，我自己也希望从对现代汉语的蒙蔽中一步一步地挣扎出来。至于到底走了有多远？到底是否真的能挣脱？都还是遥遥无期的事情。尤其是想到我们今天的一切好处都是受惠于现代汉语，我们的一切痛苦又都是源出于现代汉语，真可谓百感交集，欲言又止。我对汉语的深情和虔诚，使我永无可能拿出心平如水的“学术冷静”。可现在，既然要把话说给别人听，我不得不勉力为之。 由于我提到了“根、茎、叶”一类的话题，难免会引起误会，会以为我是要讲“现代汉语形成史”，大家千万不要误会，“现代汉语形成史”这题目太大太大了，我根本不配讲。我还没有糊涂到不自量力。此外，“现代汉语形成史”这样的题目也太像是教科书里才有的，那里面的“根、茎、叶”一类的说法，解剖的都是些“死亡”标本。而我想说的是活生生的现代汉语，是现代汉语的生成，是现代汉语的过程，是现代汉语最活跃的使用。当这种活跃的使用、生成超出了小说和文学的时候，我就宁愿先放下小说和文学，而谈比文学要大得多的汉语和现代汉语。我是把现代汉语当做一个总体的生命来对待，来体验，来理解的。或者说是从一个小说家的角度出发，对于现代汉语生成过程的理解，对于现代汉语总体的生命印象。就好比面对一个人，医生会说他血液如何，心脏如何，体温多少。而我想说，我这个朋友小的时候特别胖，眼睛特别大，聪明极了；后来长大了，人变瘦了，脾气也变坏了，谈了几个女朋友都吹了，这家伙发誓这一辈子再不找女人，结果这两天又和一个胖姑娘混到一块儿了。提到一个人，你不能总看他今天现在如何，你总会想到他的过去。对于好朋友，对于至亲至近的亲人，你对他的过去比他的现在记忆得就更深更牢。你对他肯定是一种从生到死的总体的记忆。既然是总体，就肯定会牵扯到过去和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永远是一种现在的存在。 好在所谈的现代汉语的历史并不遥远，其中一部分是我们亲历的，另外的部分也常常是手边、眼前的常识。只要把历史和想要找到的回答放进现代汉语形成的显影液，一切都会清晰地突现出来，这意想不到的清晰有时甚至让你觉得历史并没有远去，它随时随地都可以马上从我们无意的书写中走出来。当然，这方法不是万能的，但它对于汉语写作这个题目的清理和探究却尤为有效。 1 我们都知道，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是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这篇小说写于1918年4月，发表在同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这个时间不妨看作是现代汉语的生日。对这个生日恐怕有人会提出异议，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了胡适先生1917年1月在《新青年》 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但我的着眼点在作品而不在主张。如果以主张论，再往前还有章太炎、梁启超、黄遵宪，都是新文学的开创者。就从《狂人日记》算起，迄今为止，也不过才八十年。八十年时间，作为一种书面语的年龄实在不能说它长。可是对于现代汉语我们不能只记录一下生日就完事大吉。还要再看看它是如何受孕、怀孕的。这倒也不难。1840年鸦片战争中英国殖民舰队火热残酷的炮弹，可以看作是这场文化杂交的开始。尔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伴随着鲜血和痉挛，都是漫长痛苦的孕期反映。等到现代汉语出生前后，所谓狂飙突进的新文化运动，又给了它最后的遗传和胎教。 现代汉语刚出生的时候，不叫现代汉语，叫白话文。现在被“学术”化，被“正名”，被书面化，堂而皇之了的现代汉语，出身是很低贱的。所谓白话，就是口语，就是平头百姓天天操在嘴上吃饭穿衣、交际使用的俗言俚语。几千年来一直被官方的文言文所排斥、鄙视、置之不理。所谓“狗肉不上席”就是说的这类事情。所以，新文化运动之初，为了埋葬旧文化，建立新文化，为了打倒旧文学，建立新文学，为了废除封建等级制的文言文，建立平民大众的白话文，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为低贱的白话正名。于是，在白话兴起的同时，一股把劳苦大众神圣化的运动也遍及中国。自从蔡元培先生1918年11月16日在北大首先喊出“劳工神圣”的口号以后，这样一股“民粹主义”的思潮，就从启蒙民众走向“神化大众”；就从反对等级走向“反智主义”。于是，中国现代史上这样一场不被察觉的蜕变，就先以白话，后以现代汉语的方式，在中国愈演愈烈，最后在毛文体中登峰造极。打开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章，“大众”、“工农”、“劳工”、“平民”、“普罗”、“阶级”、“剥削”、“压迫”、“打倒”，等等，这样的字眼俯拾皆是。更不用提李大钊、陈独秀这样的领袖人物，最终放下民粹主义走上了更为激烈的共产主义。现在已经停刊了的《东方》杂志，1996年第三期上有顾昕先生一篇非常好的文章：《民粹主义与五四激进思潮》。文章不长，但是很启发人。为了让大家领略一下当时“民粹”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妨从这篇文章中摘出一点资料来读一读：“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兑莫克拉西。一作平民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呼声，将它打倒”（毛泽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智识阶级和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李大钊：1919年2 月《晨报》，《青年与农村》）。“念书人是什么东西，还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无用而又不安生的社会蠹民吗……所以我们此后应当觉悟，教育是应当给一般有用的人民——平民——受的……我们这些人好称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了，但是请问回到家里扛得起锄，拿得起斧子、凿子，擎得起算盘的可有几个……再翻回头来看，看看那些大睁着眼不识字的可怜的平民，却实实在在我们的衣食生命都在他们掌握之中。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真正的社会的分子”（《平民教育》第九期，1919年12月6日）。 好了，不必再多引了。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对于这样的文字实在太熟悉了。如果不标明它们的时间和作者，真叫人难以置信。可这是真的。这不但是真的，而且是新文化运动之初的知识精英们，大声疾呼，拿来为白话文安身立命的理由。在这样一种普遍的社会和思想气氛中，在白话文正在出生成长的时候，这样一些思想和观念被激烈地放进白话文的书写和表达之中。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样的话语内容又被错杂纷纭的覆盖在现代汉语的叙述中，成为它的根基和难以更改的遗传。等到它们再度爆发出来的时候，那种巨大的杀伤力，我们只好以“浩劫”二字来形容。而只有看到了这样的文字，我这个当过知青的人才明白，所谓“文化大革命”，所谓上山下乡运动，实在只是早晚的事情，实在是在劫难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