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址·后记》中,李锐提及了著名的“白马非马”论。公孙龙的观点虽有“辩者之囿”的嫌疑,但两千多年来,它还是被流传下来了。其中的魅力,自然不可轻慢。 李锐写道:“白马非马。白马真的不是马?那红马、黑马呢?那到底什么才是马?我们不能问,再问下去就又会听到那个悠长的两千多年的冷笑声。” 这“冷笑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谁就是谁,谁的小说就是谁的小说;“小说”是一个概念或一个范畴,谁的小说可以等同或替代?事实上,谁也没见过“小说”——我们读到的,不是张三的小说,就是李四的小说。于是,我就写下了这句话:白马就是白马…… 李锐的小说虽不能说是“白璧无瑕”,但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是深刻独到的。即便运用“独树一帜”来形容,也绝非空洞的溢美之词。他的小说,无论长短,不仅可以与其他小说家的作品区别开来,而且拥有一种耐读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特质,或一种更接近小说艺术的思情寓意。他渴望创造或超越自己。他是一个时常产生“想法”的小说家。新的“想法”不断导致新的探索。于是,任何完美也就成为一种侈望:尽管谁也不知道完美是什么。 山西作家成一在与李锐的交流中,曾有“副本效应”的说法,指的是在“新”或“后”潮起潮落的创作过程中,诸如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夫卡、福克纳、罗伯—格里耶之类的世界著名作家的创作,都可以在中国的文坛上找到类似的“副本”。所谓“副本效应”,其实就是模仿,就是鹦鹉学舌,甚至是东施效颦。时至今日,文学界对创造“副本效应”的“先锋”,也有了新的理解。实际上,“借鉴”并不是一种过错,而是——如李锐所说:“……在不同‘形式’的背后,其实更是不同视线的眼睛,更是对世界不同的表达,说到底更是不同的变化了的更复杂、更深刻的‘人’。”基于这种理解,成一戏称——要对李锐的创作及作品作出“副本效应”式的评价,自然是不可能的。 但这并不是说,李锐拒绝了任何借鉴,不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家之所以成为小说家,其“成为”的过程便是一种有意无意有形无形的过程。李锐也是如此。他的长篇小说《无风之树》的叙述方式——这个被他称为“重新叙述的故事”,便是借鉴了福克纳的叙述智慧。但李锐仍然是李锐,其中隐含着与福克纳不同的视线及内容;对象虽则都是“人”,或都是“人的过程”,但因为是“中国人”的缘故,也就造就了与福克纳完全不同的人的生存世界。 李锐的清醒还在于,他很尴尬很无奈地看到了经过必然的“折腾”之后的中国文学所面临的局面。他在《无风之树》“代后记”中说: 我们已经永远的丧失了凭以立足的一成不变的“传统”和“本土”;我们现在又丧失了一成不变可以引为尺度的“现代”和“后现代”。这真是无人可知的双重的悲哀。毫无理性可言的历史所给予的,只有困境,和这困境中的独属于我们自己的,刻骨铭心的真实的体验。这本是与任何理论无关的生存。这本是我们在文化外套的极限之外碰破的伤口。 这便是一个小说家在碰破“伤口”或记录这种属于人类的“伤口”时所发出的声音。当然,也是一个置身于大漂流时代的作家所持有的冷静而独立的文化态度。作家最可能享受的独立,只能是从“人的过程”中获得的体验的独立——这也许是我们理解李锐的最畅达的通道。 在中国文坛,李锐的独立性是众所周知的。他是那种“拒绝合唱”或心甘情愿地站在类似于游行的文学潮流之外的作家。他有点儿“名气”,是在短篇小说《厚土》系列问世之后,而且已近八十年代的尾声,就“机遇”而言,也晃过了文学可以引起“轰动”的时期。可如今的读者依然记得《厚土》(如作家何立伟最近还在谈论《厚土》系列之一的《合坟》,参见《漓江》1997年第6期), 便不是一个趋赶时代或追逐潮流的“机遇”之说可能解释的。何况,他并不是一个多产或高产的作家,更不是一个有了一点儿“名气”就拼命“制造”的作家。他始终处在一种严肃的探索状态之中。他对于自己的创作,不仅仅是信念,也不仅仅是怀疑,而是一种沉浸在悖论中的真诚或真实。人的生存状态,尤其是对死亡的自觉划破了幻想时,生命之火的烤灼所产生的疼痛也就产生了。他创作是为了“倾诉自己”,“不是为了永恒,不是为了金钱,不是为了庄子和萨特,不是为了曹雪芹和加缪,也不是为了观众和掌声;只为了那灼人的渴望,只是为了自己,只是为了那拂之不去的记忆。”(小说集《传说之死》的“代跋”)这里的说法,起码可以视为一种全身心投入的创作状态——在《厚土》系列之后,他只创作了三部不算太长的长篇小说《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以及那本极富见地的随笔集《拒绝合唱》。我想,这就是他的“创作状态”的一种体现,或一种独立性的表达方式。 倘若我们也给李锐送上一顶诸如“龙头老大”之类的“桂冠”,那就百分之百地违背了李锐的心愿。在他的观念中,创作绝不是什么竞赛:“有的只是我们自己和自己长短不一的影子。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那也只有一些依稀难辨的足迹,重重叠叠,模模糊糊,不分你我,无论先后。”(《旧址·后记》)也因为有了这种心态,他的创作才显示出一种不紧不慢、不急不躁的风度:无须标榜,无须座次,无须“腾跳”,无须装模作样的所谓“研讨”。他只对自己说,需要的是“不重复”或“总体的超越”(参见《无风之树》代后记)。至于他的小说创作的价值衡估(特别是作为小说家的文学史地位),同代人是难以或不甚可能作出结论的,就如一部小说是不是“精品”或“经典”,只能让历史来过滤一样。同代人说了也不算数,仅仅是“自我陶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