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一生提倡传记文学，时时劝告和督促他的朋友们写自传。他在《四十自述》的序言里说：“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注：《四十自述·自序》，亚东图书馆1933年9月版，第1页。）虽然他们都答应了，但很少，几乎没有人实践他们的诺言。胡适写这几句话的时候是1933年的6月。那就是说，胡适留学归国后不久， 他就开始劝促他所认识的朋友写自己的传记。接受他的劝告的人有蔡元培、张元济、高梦旦、梁启超、林长民、梁士诒、熊希龄、叶景葵、陈独秀等。这些人都比胡适年纪大。最大的张元济要比胡适大24岁，最小的陈独秀也比胡适大12岁。而林长民、梁启超、梁士诒，当时都已去世了。 到了晚年，胡适在得读黄郛的夫人沈亦云的回忆录后，写信给沈亦云，信中感叹道：“我在这三四十年里，到处劝朋友写自传，人人都愿意，但很少人有这闲暇，有这文学修养，更少人能保存这许多难得的‘第一手’史料，……”（注：见耿云志、欧阳哲生主编《胡适书信集》（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550页。）从这里看出， 胡适认为写自传需要几种条件，一是要有闲暇；二是要有文学的修养，三还要能自己保存许多“第一手”的史料。以这几条而论，胡适劝告过的那许多老朋友，除了没有闲暇以外，条件都是具备的。而胡适本人，保存“第一手”的史料最多，文学、史学修养皆甚高，也只因不得闲暇，而未能把自传写完。 胡适除了私下里劝告朋友写自传，还多次在公开场合演讲传记文学。听他演讲的人不免受到鼓励，因而对传记文学感兴趣。胡适对传记文学的提倡不是没有效果的。陈独秀于30年代在国民党政府的监狱里撰写《实庵自传》时，开头曾写道：“几年以来，许多朋友极力劝我写自传，……”（注：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下），三联书店1984年6月版，第552页。）这许多朋友，其中最重要者就是胡适，而且可以推想， 那其余的“许多朋友”恐怕也是受胡适的影响才劝陈独秀写自传的。陈独秀的《自传》，只写了前两章。他被释放出狱后，正值抗战爆发，没有了闲暇，无法写完他的自传。据我们现在知道，蔡元培先生也撰有《自写年谱》。梁启超、张元济先生等，虽未曾写自传，但为我们留下了大批珍贵资料，为后人编撰他们的年谱或传记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有两本很著名的传记著作与胡适有很大的关系。一是丁文江先生主持编撰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是张孝若先生编撰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谁都知道，丁文江是胡适最要好的朋友，而丁氏主编这部年谱稿时正在北大任教授，与胡适往还的机会甚多。胡适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序言》中，未提他在编书过程中是否参与过意见。只提到丁文江死后，他曾得到一部《初稿》油印本，签注意见后退回给梁家了。从保存下来的丁文江致胡适的信中可以看到，丁多次谈到编梁任公年谱的事。蒋观云所存任公的信，在上海由高梦旦主持抄写，抄件曾请胡适阅过，由胡适寄给丁文江。丁氏还请胡适帮忙，从浙江借孙仲愚的日记，摘录有关材料供年谱之用。 在1929年7月8日丁文江给胡适的信中曾具体说到：“任公的信已有二千多封！有用的至少在一半以上。只可惜，他家族一定要做年谱，又一定用文言。我想先做一个《长编》，敷衍供给材料的诸位，以后再好好的做一本白话的Life of Letters.”（注：见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册，第126—127页。）此信反映出，胡适对丁主持编写梁谱事，是非常关心的，而且做一部白话的新体《梁启超传》更是丁、胡两位朋友共同的心愿。 张孝若是张謇的儿子，他把撰写他父亲的传记看作是他一生中的一件大事来做。他为此给胡适写过许多信，而且曾多次当面请教，他自认为他作成白话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是同胡适的影响分不开的。所以书成之后，他决定任何人的序都不要，只恳请胡适务必赐一序。胡适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的《序》里未曾提及他与张孝若之间的这些来往，他只说“他（指张孝若——引者）生在这个新史学萌芽的时代，受了近代学者的影响，知道爱真理，知道做家传便是供国史的材料，知道爱先人莫过于说真话，而为先人忌讳便是玷辱先人，所以他曾对我说，他做先传要努力做到纪实传真的境界”（注：见《胡适文存》三集卷八，亚东图书馆1930年10月再版，第1091页。）。这里已可明显透露出，张孝若所作其先父的传记是受了胡适很大的影响。 胡适特别热心提倡传记文学，因为在他看来，中国传记文学太不够发达。这一点早在留学时期他就颇有所感。那时他已注意到中国旧体传记一则“太略”，二则“大抵静而不动”，即不能写出传主成长进化的过程，三则“多本官书，不足征信”（注：见《胡适留学日记》卷七，商务印书馆1947年11月版，第417—418页。）。后来他在讲演或为他人传记写序时有更进一步的发挥，并指出中国传记文学不发达的原因。 胡适认为中国传记文学不发达有许多原因：第一，他认为中国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这一点，我从前在一篇文章里曾有所批评。（注：见《胡适研究论稿》第74—75页。）在古代，中国人最缺少“个人”的观念。一面是芸芸众生，蚩蚩群氓，一面是英雄圣贤。一旦被视作英雄圣贤，他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神”，或至少是某种神意的体现。他们是被崇拜的偶象，而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对这些英雄圣贤的记叙充满了夸张不实之词，甚至加上许多神秘色彩，根本无法与近代的传记文学同日而语。第二，他认为中国多忌讳，这是很中肯的批评。对先人有忌讳，对时人有忌讳，政治上有忌讳，信仰上亦有忌讳，总之是忌讳太多，无法用真实的材料写出一个人的真实的传记。第三是缺乏保存材料的机关，无史宬，无公共图书馆，无长久不衰的故家世族私人保存史料，再加上无长久的太平，每多战乱，资料容易毁灭。第四是文字上的障碍。什么骈文、古文、碑版义例等等，束缚史家，不容易做到生动传神。第五是，读书人一向把读经、解经、传经视为终生事业，不看重传记文学的价值，故向无传记专家。官修的传记，为官方服务，不重写实传真；私家修传，多为美化先人，故多谀墓的小儒，不足以养成传记的专家。因为以上的原因，中国史籍中和文学中的传记作品就难以与西方国家的媲美，这是很遗憾的。中国历史很悠久，而历史上也不乏具有伟大人格和发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为这些人乃至为一些虽平凡而确有可取的人们写传记，于历史，于文学，于人格教育都有极大的益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