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 “现代”诗人卞之琳在一种特殊的心境下写过一首极富戏剧意味的诗作《距离的组织》。朱自清先生评论此诗的特点是将时间和空间的远距离用联想组织在短短的午梦和小小的篇幅里。其实这不仅限于对这首诗的评论，也颇能在比喻的意义上说明卞之琳诗歌的诗体创造乃至30年代现代派诗的诗体特征。 说到30年代的现代派诗，我们很容易想起《现代》杂志诗人群，包括戴望舒、施蛰存、李金发、艾青、何其芳、金克木、陈江帆、玲君、林庚、路易士（纪弦）、徐迟、李白凤等人。此外还应该包括《水星》的主要诗人卞之琳、废名、李广田以及《新诗》的孙大雨、梁宗岱、冯至等人。这之中，戴望舒无疑是现代派诗的主要代表，但卞之琳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位。卞之琳的特殊性在于，就其诗作的情感内涵、思想意义及其与时代的密切关系而言，卞之琳的诗不如戴望舒来得更浓郁和更深刻；然而就其对于现代派诗歌的诗体建设而言，卞之琳又以对于现代诗歌语言艺术形式刻意的和不懈的探索而更具有诗体的代表性。戴望舒在后来毕竟开始走出“现代”诗风，卞之琳则始终沉溺于“现代”。但是，现代诗坛对这两位诗人的评价却是意味深长的。戴望舒虽然有过毁誉不一的待遇，卞之琳则长期受到忽视。这体现出一种历史的选择，自然也具有某种特定的历史合理性。但如果着眼于现代新诗文体的创造和嬗变，卞之琳诗歌创作的诗体意义应该得到充分重视，卞之琳在现代新诗发展史上的地位也应该得到重新评价。本文试图就此作出某些新的阐释，以就教于方家。 一 卞之琳（1910—）是江苏海门人。1927年到上海读中学，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受教于徐志摩、叶公超等著名作家，结识闻一多、方令孺、林徽因、戴望舒、臧克家等诗人，又与同学何其芳、李广田耽于写诗，成为当时北平诗人圈子中的重要成员。1933年卞之琳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先后在保定、济南等地教书，1934年10月，在北平同郑振铎、巴金、沈从文、李健吾、靳以等创办纯文学刊物《水星》，与上海的《现代》遥相呼应，发表过不少有影响的诗歌和散文作品。1935年春，曾应国内某书局之约到日本译书半年，后来创作出著名诗篇《尺八》和散文《尺八夜》。1936年10月，卞之琳参与创办戴望舒主编的《新诗》杂志，对进一步推动中国现代派诗歌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并成为30年代现代派诗人中的重要一员。 在30年代现代派诗人群中，卞之琳算不得是最为耀眼的明星，但却是非常有个性且富有韧性的一位。卞之琳的这种特殊性首先表现为他对于新诗有他自己的基本看法。这些看法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并且有自己的一贯性和内在联系，并不限于30年代。卞之琳关于新诗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首先，在诗的题材和主题方面，卞之琳一贯执着于主张写个人的身边琐事。一方面，卞之琳主张写诗要写个人的真情实感。“没有真情实感，我始终是不会写诗的。”但是另一方面，这种真情实感大多只限于个人的身边琐事。卞之琳曾说：“由于方向不明，小处敏感，大处茫然，面对历史事件、时代风云，我总不知要表达或如何表达自己的悲喜反应。”（注：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他把这称作是自己的“自知之明”，并因此把他几十年创作的诗选集取名为《雕虫纪历》。其中象他的《圆宝盒》、《鱼化石》、《无题》等诗作都是典型的写私人琐事。这些情况似乎表明，卞之琳诗中的题材和主题带有更多的私人性和偶然性。这当然不是说这些作品中的思想情感毫无普遍意义或某种典型性。应该说，它们在表现敏感的知识分子情调方面，在那种偏重于抒写个人身边琐事的这类作品中还是颇有代表性的。但是，这些作品毕竟没有对那些更具普遍意义的、重大的时代课题作出正面的、应有的回答，甚至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关心。它们更象是一种诗人的诗而不是战士的诗。在中国现代这样一个革命时代，其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所体现出的诗人的美学追求与时代对于诗的要求确乎保持了相当的距离。然而正是这种距离又使它们获得了某种纯诗的价值。 其次，在诗的表现方法上，卞之琳主张写诗要含蓄和有节制。早期追求“用冷淡盖深挚或者玩笑出辛酸”，进而比较自觉地把西方现代派的艺术方法与中国传统意象诗的方法结合起来发展新诗。在《雕虫纪历》的“自序”中，卞之琳多次谈到他在这方面的艺术追求和创作体验。“我写白话新体诗，要说是‘欧化’（其实写诗分行，就是从西方如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那么也未尝不‘古化’。”“例如，我写抒情诗，象我国多数旧诗一样，着重‘意境’，就常通过西方的‘戏剧性处境’而作‘戏剧性台词’。”“又如，诗要精炼。我自己着重含蓄，写起诗来，就和西方有一路诗的着重暗示性，也自然容易合拍。”卞之琳还提到他从小学开始从旧书里耽读过一些词章，到中学后期开始从原文接触到一些英国诗，进大学则又读法文诗，从而影响到他的审美趣味和创作风格。“例如，我前期诗作里好象也一度冒出过李商隐、姜白石诗词以至《花间》词风味的形迹。又如，我前期最早阶段写北平街头灰色景物，显然指得出波德莱尔写巴黎街头穷人、老人以至盲人的启发。写《荒原》以及其前短作的托·斯·艾略特对于我前期中间阶段的写法不无关系；同样情况是在我前期第三阶段，还有叶慈（W·B·Yeats ）、里尔克（R·M·Rilke）、瓦雷里（Paul Valery）的后期短诗之类；后期以至解放后新时期，对我也多少有所借鉴的还有奥顿（W·H·Auden）中期的一些诗歌，阿拉贡（Aragon ）抵抗运动时期的一些诗歌。”也许这份名单还很不全，也许中外诗人对卞之琳的影响不一定都有具体的痕迹。但自觉融合西方现代派诗和中国传统意象诗以发展现代新诗确实是卞之琳诗歌主张的一个明显特点，并在他的创作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就中国现代新诗发展的历程看，从五四时期粗糙的早期白话体，到30年代现代新诗的开始走向成熟，其间经历了艰难的蜕变。而显示了新诗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它既眼光向外，广泛吸收外国诗歌的营养；又眼光向内，努力发掘中国的诗歌传统，在继承与革新的辩证关系中表现出新的创造。现代新诗的这种成熟并不是自卞之琳始，但他这种自觉的诗美追求及其创作实践却是这种成熟的一个有力佐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