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虽然早在大陆时期就登上了文坛，和鲁迅等人过从甚密，是海派作家重要的一员，但他的4千万字以上的著作，，有近3／5 完成于香港（在大陆出版了26种，在香港出版了43种）。1950—1972年，他在香港生活、写作，成了地道的香港作家。《鲁迅评传》和《鲁迅年谱》是他的两种主要研究著作。 他做过近20年的新闻记者，加上他和鲁迅交往甚密（仅鲁迅给他的书信就多达44封），鲁迅是和他同桌吃饭、一室闲谈的文友，他本人又十分尊敬鲁迅，他说过“假如时间稍微推前一点，我就在杭州赶得上做他的学生（他教的杭州两级师范，便是我们一师的前身）”（注：曹聚仁《鲁迅年谱（20）》，香港《文艺世纪》1959年新年特大号（1 月出版）。）。所以，由他作传是合适的，至少他不会去相信那些推想和神话般的玄谈，更不会按谁的旨意去图解。他完成于1956年的《鲁迅评传》，便是他独立思想的产物。 该书28章，前面是“引言”，后面依次为：绍兴—鲁迅的家乡、他的童年、少年时代的文艺修养、在日本、辛亥革命前后、民初的潜修生涯、托尼学说、《新青年》时代、在北京、《阿Q正传》、 《北晨》副刊与《语丝》、南行——在厦门、广州九月、上海十年间、晚年、《死》、印象记、性格、日常生活、社会观、青年与青年问题、政治观、“鲁迅风”——他的创作艺术、文艺观、人生观、他的家族、他的师友、闲话。前面16章，为生平史实，后面12章，为鲁迅面面观。这种构架，与郑学稼、王士菁均有不同。 1967年出版的《鲁迅年谱》分上下卷，上卷为年谱，计11节，依次为小引；幼年：1881—1897年，少年：1898—1901年，日本留学：1902—1909年，辛亥革命前后：1910—1911年，在北京：1912—1916年，五四前后：1917—1926年，南下：1926—1927年，在上海：1928—1936年，病逝。下卷为“作品评论及印象记”，作者周作人、茅盾、（英）H.E.Shapick马珏、阿累、陈源、张定璜、曹聚仁、景宋、内山完造、邓珂云。另有悼诗及挽联。附录有“鲁迅生平和著作年表”。其中，上卷曾在香港《文艺世纪》连载过，后经过修正和补充。下卷则是作者过去和邓珂云合编的《鲁迅手册》的修订本，比过去编得更有代表性。其中陈源致徐志摩的信，充满了攻击鲁迅的内容。曹聚仁之所以要收入，是因为鲁迅自己觉得这是难得的反面教材，曾同意编入《关于鲁迅及其他》一书，亦可见鲁迅胸怀之宽广。 曹聚仁研究鲁迅，具有鲜明的学术个性。他自始至终坚持认为鲁迅是人，反对把鲁迅神化的观点。他曾当着鲁迅的面说过：“我想与其把你写成为一个‘神’，不如写成为一个‘人’的好。”（注：曹聚仁《鲁迅评传·引言》。）在他看来，要在表面上把鲁迅形容得伟大的人，“也许表面上是褒，骨子里是对他的嘲笑呢！”而在思想上，曹聚仁也认为鲁迅并不纯粹：“他的思想本来有若干矛盾的，思想上的矛盾，并无碍于其在文学史上的伟大的。一定要把这些矛盾之点掩盖起来；或是加以曲解，让矛盾消解掉，那是鲁迅所不会同意的。鲁迅赞许刘半农送他的对联：‘魏晋文章’，‘托尼学说’，那就一切歪曲都没有用了”。（注：曹聚仁《鲁迅年谱（20）》，香港《文艺世纪》 1959 年新年特大号（1 月出版）。）这与有些论者极力否认或削弱托尼学说对鲁迅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这表现了曹聚仁作为一位史家求真的一面。鲁迅赞同马克思主义，同时又“兼容托尔斯泰的泛爱主义与尼采超人的学说”（注：参见刘心皇《鲁迅这个人》，台湾东吕图书公司1986年6 月版。）； 他有为人亲善的一面，同时还有“绍兴师爷的脾气”， 这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鲁迅。 基于鲁迅不是圣人的思想，曹聚仁不赞成把鲁迅批判过的人都看成坏人，如陈源（西滢）、徐志摩、梁实秋，都是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学问很渊博，文笔也很不错，而且很谦虚的。有人看了鲁迅的文章，便把陈西滢、梁实秋看作十恶不赦，是太天真了——鲁迅笔下，顾颉刚是十足的小人，连他的考证也不足道。其实，顾颉刚也是笃学君子，做考证，十分认真；比之鲁迅，只能说各有所长，不必相轻。这些看法有合理的成分，像徐志摩、梁实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有一定地位，如因鲁迅批判过就抹杀其作品及其影响，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鲁迅批判顾颉刚，连其考证工作也加以否定，这是“党同伐异，气量偏狭”的表现。但是，被鲁迅痛骂过的王平陵、黄震遐，与顾颉刚不同，他们从事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有靠山和背景，不能因其年轻就低估他们的能量。在这方面，曹聚仁的评论未免有书呆子气。 曹聚仁研究鲁迅，处处注意以文学的眼光、历史的眼光来看鲁迅，而不是以偏狭的政治眼光或“阶级斗争为纲”的眼光来衡量鲁迅的一切文学活动和实践，因而他不满王士菁在其《鲁迅传》中把鲁迅在上海10年当作被围攻的时期。他认为，“新月派”、“第三种人”、林语堂和鲁迅的笔战，均是文艺观不同的争论，而谈不上围攻鲁迅。“真正围攻过鲁迅的，倒是创造社的后起小伙子，《洪水》，‘太阳社’那一群提倡革命文学的人”。这种看法，不失为一种崭新的看法。因为文学论争多半是由文学问题引起的，不见得都是阶级搏斗。而创造社诸君子对鲁迅实行错误的排斥、打击的方针，甚至污蔑鲁迅是什么“封建余孽”、“二重性的反革命人物”、“法西斯蒂”等等，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围攻”。过去的文学史家往往偏袒钱杏村等人，对“第三种人”则一棍子打死，这是“左比右好”的思想在作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