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目前的状况 汉语言传统是注重伦理学的。中国古典小说，即使是最黄色的，如《肉蒲团》也包含了一个道德说教的外壳，再如《金瓶梅》，也是如此。中国当代男性作家并没有从根本上颠覆这一点，然而尽管如此，男性作家在“道德”方面还是受到了比女性作家严重得多的压力，当代小说家中男性作家在道德上受到的批评较多。但是据我观察，男性作家实在是被他们的性别给拖累了。在道德观念上，男性作家的意识并不象他们的小说本体意识那样前卫，例如新时期以来的先锋作家在文本实验方面迈出的步子很大，对中国大陆读者的审美经验构成了一种真正的敌对，但是读者对他们还是容忍了，并没有怎样敌视他们。而一旦把这种敌对放到道德的领域，情况就不一样了。如张贤亮、王朔、贾平凹、朱文等等，道德习惯的力量要比审美习惯的力量大得多。其实，张贤亮、王朔也好，贾平凹也好，乃至朱文，他们在道德方面的反传统并不象某些人惊呼的那样彻底。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小说，虽然在性题材方面是突破禁区的，但是在性观念上，他却是传统的，甚至是封建的，一方面他描写了身体，另一方面他却在不断地运用自我反思来贬低身体，为身体的欲望而忏悔。王朔的小说在社会观念上是颠覆性的，但是在传统道德方面，王朔的颠覆性却是极为有限的，例如在情爱方面，王朔的小说在表层的痞子腔、游戏味之下依然保持着对浪漫爱情的信念，一位研究者就曾这样概念他的爱情小说显层次和隐层次的矛盾：反“才子”的才子佳人模式；反英雄的英雄美人模式；“凡夫俗女”式“脱俗爱情”。在王朔的词典中，浪漫炽情依然被视为正面词语，它是王朔为他的调侃与游戏留下的最后一个没有被攻破的堡垒。再如，贾平凹的《废都》，这部小说的男主人公庄之蝶在生活上表象地看很迷乱，但是在骨子里这部小说的情爱观念却是很传统的，和庄之蝶发生关系的人，如唐宛儿、阿灿等，都是在对庄之蝶有一种崇拜、一种理解的基础上才献身于他的，这些女性是将庄之蝶作为一个理念，她们在庸常而凡俗的生活中看到了这个理念，就仿佛看到了一种超脱的希望，她们试图通过献身于他而占有他这个理念，从而在精神上自觉超越了原来的自己，贾平凹这样设计人物，是他在观念上将情爱和某种超越追求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缘故。也就是说，在贾平凹的意识中情爱如果不和某种非情爱的东西相连就没有意义。这种观念我们在朱文的小说中也可以看到。朱文的小说引起了极大的争论，例如他的《我爱美元》，许多人认为朱文是一个非道德小说家，其实并非如此，《我爱美元》中出现了“性”，并且性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但是这种“性”在朱文笔下是作为“理想的性”的反面出现的，小说中多次出现了这种“性”的可能。在饭店、在电影院、在歌舞厅，“我”与“父亲”都面对着这种“性”的可能，但是朱文为什么不让这种“性”成功？朱文关心的其实不是这种“性”的可能性与合理性，而是这种“性”的不可能与不合理，他关心的是“性”如何走到了它的反面，如何成为一种障碍。 男性小说家容易受到道德批评——这构成了他们在小说写作方面的性别劣势。郁达夫的《沉沦》一面世，便有人就小说的道德提出疑问，认为这是“不端方”的小说，甚至以此来攻击新文学。而张资平因为在小说中直接触及性爱问题，一直被人们看作是一个三流小说家，他在中国新文学历史上的创造性地位也似乎没有人愿意提了。其实女性作家在情爱道德方面做得比男性作家要“革命”得多。例如丁玲，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在观念上要比《沉沦》“不端方”得多，《沉沦》写的是灵与肉的矛盾，肉的痛苦源于灵的方面，而《莎菲女士的日记》笔墨却是集中于“身体”，以莎菲女士身体的“病”为中心，女主人公对于男性的需要也是以身体为中心，《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存在着将男性作为“上手事物”加以“使用”的迹象，小说中女性的自我中心是明显的，但是《莎菲女士的日记》所激起的道德批评在当时却轻微得多。 新时期以来女性作家在反传统道德方面所采取的立场实际上要比男性作家激烈得多。王安忆的《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小城之恋》、《岗上的世纪》等小说在写性方面可以说是超过了同时期的男性作家的。问题的关键是作者在这里已经不是对那些仅仅为了满足性欲而偷食禁果的芸芸众生采取一种冷观和审视，而是寄予了充分的同情，在人性和社会道德禁忌之间作者的立场明显地站在了人性的一边。《岗上的世纪》中作者实际上已经在要求正视女性作为一个性别从性行为中获得快感的权利，而这一点即使在今天男性作家也很难真正做到，他们大多必须象当年的郁达夫一样为自己的性题材找一个“灵”与“肉”冲突的主题，在我的阅读范围之内我尚不能找到这样一个作家：他毫无心理障碍地强调一个男人从性行为中获得快感的权利。尽管如此，王安忆、张辛欣、铁凝那一代作家等，比起今天的晚生代女性作家以及一批70年代出生的女性作家来还是显得“老派”了。王安忆希望“在新的男女互补的基础上重建人类崭新的文明。”（《神圣祭坛》）；张辛欣借女主人公之口说道：“假如有上帝的话，上帝把我造成女人，而社会生活要求我象男人一样，我常常宁肯有意隐去女性的特点，为了生存，为了往前闯。”（《我在哪儿错过了你》）；铁凝则希望以一种女性的情爱的力量来感染和改造男性（《无雨之城》）。她们的写作过多地蕴含了社会性的成份，她们把性夸张了，夸大了性的社会意义，另一方面她们也把性缩小了：她们没有将之作为一种个人性的具体的权利来加以坚持，她们的道德观依然是暖昧的，因而实际上她们的呐喊、揭示都是附加的而不是本体的。她们不是把性当作一种身体性关系来写的，而是将之当作一种灵魂性关系来写的，她们依然有一种道德方面的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