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本文至少缘于两个决定性动因。 一是赵玫发于1996年春的小说《偿还》。这个短篇是一个线索单纯的关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是那种读者习常见到而又乐此不疲的题材：爱和性，秋是小有名气而又约略有几分潦倒的画家，简是有残疾的女工，两人小学时共用一张书桌，28年后重新聚首已处在两个差距很大的阶层。两人又都有过不幸的婚变。简为寻找童年的梦而主动找到秋，为他收拾屋子，但并没有读者所期待的那种庸常的“故事”很快发生。其时秋的事业正处在低谷状态，是简那丑陋的形体很偶然地激发起秋的创作灵感，终于获得新的成功。作为回报，在简需要借钱买房时，也很慷慨地资助过简。“故事”发生在秋获得一次去美国访问的机会之后。是简以自己的名誉和尊严为代价，以两人的假结婚使秋拿到签证。临出国前夜，简找到了秋，提出她的最后一个也最让秋难以应付的请求：她希望留下来过夜。面对无爱的性，秋无言以对。《小说月报》以头条转载这篇小说时，作者写了一则饶有意味的创作谈。作者说她无法给小说（也即是给男主人公）提供一个答案。作者的初始企图是想将同情赠予那位女性，因为只有她才是“不幸的无辜者”，“她总是被男人的各种社会的心灵的利益牵动着、左右着”。但写到终了才发现，这篇小说并不是写爱情，而是“阶层悬殊的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心灵的较量”。既然人生就是无休无止的偿还，既然偿还“事实上是一种境界”，那么，真正的不幸者恰恰是那个男人那个艺术家。作者得出这个结论或许首先会让女性主义批评家们小有不满，因为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女人更不幸，而且男人往往是女人不幸的直接制造者，恰如小说终了的那场可笑可气的“假结婚”。赵玫有自己的解释：“尽管他不如女人真诚善良但他却具有比女人更高的思维的境界。于是他才苦恼。于是他才自责。于是他才最终不能够选择他是否在那个最后的夜晚与这个他只怀着无限感激的女人同床共枕。他不知道他同这个女人是睡觉还是不睡觉才更道德。他陷在了一种社会的功利与心灵的完善的怪圈中。他并且不能够自拔。多么可悲。所以我在这篇小说中，是把那种更多的更深刻的道德同情给了那个男人的。因那男人的境界是出了问题的，需要我们去思考去关怀。”（注：赵玫：《关于〈偿还〉》，《小说月报》，1996年第六期。） 二是不久前南方某家报纸开展的“男性也需要关怀”的讨论，受到严厉的诘难。在女性主义正艰难地竭尽全力地做着女性意识觉醒的文化启蒙的时候，当我们的女性面临新一轮生存困境的时候，来谈论“关怀男性”是否过于奢侈？ 在对近年女性文学创作做其实是很粗糙的清理时，我们发现《偿还》并非个别的、偶然的现象。在红尘滚滚风来云往的当下，关注女界生存境况的同时，也向世界的另一半投去温馨而深情的一瞥，成为女性作家未经周密策划的一次集体大行动。仅就中短篇小说而言，除了赵玫的《偿还》，张欣的《爱又如何》、《掘金时代》、《此情不再》、《今生有约》、《你没有理由不疯》，池莉的《你以为你是谁》、《午夜起舞》、《来来往往》，王小妮的《很疼》，殷慧芬的《纪念》，赖妙宽的《消失的男性》，甚至铁凝的《何咪儿寻爱记》等，都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接触到这一母题。 以殷慧芬而论，她虽然声称“关注的依旧是城市女性的命运”，但《纪念》不仅给予男主人公以较多的篇幅，而且对男性“虽然城市的开放给了他们机遇、冒险、财富和艳遇，他们踌躇满志而内心疲惫、甚至空虚”不乏理解和同情。（注： 殷慧芳：《面对城市》， 《小说月报》，1996年第一期。） 引人注目的另一个现象，便是这批时间跨度相对集中、程度不同地表现出某种“关怀”倾向的女性作家，年龄大多在40岁左右，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与女性所拥有的独特的性征——母性——有关。 在早期西方女性主义那时，作母亲的欲望被视为怪异甚至是反动的，因为它有悖于批判男性中心主义，妨碍实现妇女的彻底解放。而近来的一些研究者发现，已有相当多的女性认为母性与她们的职业生活或者参与女性主义运动并不相悖。而且她们感到，“所有那些包含在快感和痛感之中的女性经验的复杂性（而非丰富性）的发现，与母性密不可分。”（注：[法]朱莉亚·克里斯多娃：《妇女与时间》，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364页。） 以此推断，生物学意义的母性、母爱和母道固然可能是这些女性作家创作的原动力，但应该有更为深层的原因。在这里，是不是已经成为母亲并不重要，因为这些作品所关怀的对象，不是一般母亲（特别是年青母亲）视野里的男孩子，他们不需要生物学意义的一般的呵护，他们需要的是融注了更多理性的情感关怀。而这些中年（或接近中年）的女性作家，便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在经历了一段肯定不会很普通平凡的人生道路之后，岁月的流逝使她们充满着一种沧桑感，一种“快感和痛感”（已非一般的生理学意义）复杂地纠缠纽结在一起的女性经验。她们永远拥有一份作为母亲的挥之不去的“身份欲望”，推向极端，便是“母亲权力的最为狂热的神圣化”（克里斯多娃语）。正是这种极为特殊的性别经验，才促使她们产生出一种强烈的“给予”的欲望，也滋生出一种通过这种“给予”转移沧桑感的欲望，从而在另一个层次——既居高临下而又不乏平起平坐、相濡以沫——上，使母性和母道得以以另一种形式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