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初，我得到两本颇有份量的民间诗刊，一本是广州的《声音》，另一本是北京的《标准》，我在仔细读过这两本诗刊之后，发现这两本一南一北的诗刊中部分诗作竟然有着惊人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共同的倾向：即对现实与当下的关切。这里的现实，不是那种高调的伟大的所谓历史性事件的“现实”，而是一种切近自身与个人的经验的或切近生活的客观的现实，我想称之为“现时性”特征，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之所以用“现时性”而不用“现实性”这个词，是因为“现实”主要是空间概念的，多与梦境或虚构相对，而“现时”是时间概念，具有痛切的个人体验中的当下性与现实性。下面，我还是从这两本诗刊和其它一些报刊上的具体的诗作的分析入手。 先来看桑克的《公共场所》（刊《标准》创刊号）： “那人死了。 骨结核，或者是一把刀子。 灰烬的发辫解开，垂在屋顶。 两个护士，拿着几页表格。 在明亮的厨房里，她们在谈：三明治 这种火候也许正好，不嫩，也不老 一个女人呆坐在长廊里，回忆着往昔； 那时他还是个活人，懂得拥抱的技巧 农场的土豆地，我们常挨膝 读莫泊桑，紫色的花卉异常绚丽 阳光随物赋形，挤着 各个角落，曲颈瓶里也有一块 到了黄昏，它就会熄灭 四季的嘴时间的嘴对着它吹 阴影在明天则增长自己的地盘 药味的触角暂时像电话线一样 联起来，柔软、缠绵、向人类包围 谁也不知道什么戏公演了。肉眼看不见 平静中的风暴，相爱者坐在 广场的凉地上，数看裤脚上的烟洞究竟有多少。” 这不是我们见得较多的那种抒情诗，而是一首描写客观现实的叙事诗，因为个人的情感在其中是不强烈的，但在作者不动声色的叙述之中，我们分明感到了某种阴影的逐渐渗透。读这种诗，我们不会像通常读诗时那样随同诗的情感节奏强弱与作者同一节奏起伏，一气读完，而是随同作者的视线移向不同的场景：医院——长廊的女人——阳光——广场的相爱者……我们一个一个场景地看完，诗也就读完了，但我们心底分明涌现出一种阴郁低沉的东西，甚至是尖锐而细的痛与无边的苍凉。 读完桑克诗，我突然联想到近年来诗风大变的于坚，于坚的近期部分作品中坚持用一种“物性词语”的堆积来处理所谓“事件”与“事物”，如“事件系列”诗歌，并将此一手法至《○档案》发展到极端，相对而言，他的《下午一位在阴影中走过的同事》（刊《诗探索》95年第2辑）类似我要谈的“现时性”的特点。全诗如下： “这天下午我在旧房间里读一封俄勒岗的来信 当我站在唯一的窗子前倒水时看见了他 这个黑发男子，我的同事，一份期刊的编辑 正从两幢白水泥和马牙石砌成的墙之间经过 他一生中的一个时辰，在下午三点和四点之间 阴影从晴朗的天空中投下 把白色建筑剪成奇怪的两半 在它的一半里是报纸和文件柜，而另一半是寓所 这个男子当时就在那狭长灰暗的口子里 他在那儿移动了大约三步或者四步 他有些迟疑不决，皮鞋跟还拨响了什么 我注意到这个秃顶者毫无理由的踌躇 阳光 安静 充满和平的时间 这个穿着红色衬衫的矮个子男子 匆匆走过两幢建筑物之间的阴影 手中的信 差点儿掉到地上 这次事件把他的一生向我移近了大约五秒 他不知道 我也从未提及” 我们比较桑克的《公共场所》来看，于坚的诗更客观，纯粹，具象，类似所谓零度写作，按于坚的说法，是“不要想，而要看”，相对而言，桑克的诗还有些个人的怜悯之情。但显然，这两首诗在某些方面的追求是一致的，即对现实生活的贴近与把握，还有物性词语的较多使用，以及诗人视角的冷静、客观，我称这种诗歌写作倾向为“现时性”追求。那么，何谓“现时性”？就可概括为：诗歌写作中，以一种从个人视角出发的相对客观态度对现实进行描写、叙述和勾勒的处理手法，从而凸现现实生活的“真”的一面，亦即透过表象作被遮蔽的本质的呈现。在具体的写作技巧上，多采用对事物、事件保持一定距离的照相似的或相对的客观显现，但真正的目的，却是透过表象，以现实生活的裸露，显现生活的“真”的残酷之本质，予人以震惊之感。 那么，当代诗歌写作中的这种新出现的“现时性”特征是如何而来又为何而来的呢？ 首先，我想要指出的是，“现时性”写作并不是韩东、于坚早期的“口语叙事诗”转化而来的，因为韩东、于坚“口语叙事诗”一般是有一种所谓的对生活概括性的寓言性特点，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个人独特体验和经验，同时也不是具体事件具体场景的展现，因而“口语叙事诗”发展到后来极易雷同，重复，自行消失了。最早清醒地注意对现实题材的处理，并有意识地追求叙事性与经验性诗歌写作的是孙文波和肖开愚、张曙光等。 早期也是抒情诗人的孙文波和肖开愚以及欧阳江河等在1989年就创办过一本《反对》杂志，第二年又结集出版一本《90年代》杂志，在这两本杂志中，他们有意识地以“抑制、减速、开阔”的中年特征来反对中国当代诗歌中长期占据主要地位的“青春写作”即抒情传统，努力寻求“将诗歌词汇扩大到非诗的性质并将诗之活力注入诗的反面——世俗生活”。孙文波先后创作了《搬家》、《还乡》等诗，肖开愚创作了《来自海南岛的诅咒》等诗。诗人柏桦在他的回忆录《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中认为：孙文波的此类诗作具有特有的现实意义，因而也获得了真正有力量的现实感。柏桦还认为：孙文波诗中的“现实”，或肖开愚、欧阳江河诗中的“现实”并非19世纪的“现实”，也不是庞德所说的“现代主义”的“现实”，更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是某种带有或综合了后现代色彩的“现实”。孙文波本人也表示：“八十年代，中国诗歌写作中反理性的势力仍然占有上风，很多人都要求能够在一瞬间进入写作的中心殿堂……我个人感到是对各种问题的夸大，是心态的浮躁和另一种想建立功名的功利意义：人人都在谈论庞大的体系，谈永恒的主题，甚至谈绝对的形式，似乎中国诗歌真要在一代人手中写到顶峰了。但是实际情况却是种种现象表明我们并没有越过世界范围的诗歌的六十年代”，因此他主张“写一种更实际的、更不哲学化和更进入我们的处境，或者说写一种干脆就称之为经验主义的诗”。肖开愚干脆概括其为“要活生生的，要正在发生的，要要发生的。”在具体的写作中，他们都主张“质朴、节制、准确、直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