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现实主义文学在遭到肆意歪曲的同时，又遭到异乎寻常的否定。有人认为：“在所谓的现实主义文学冲击波中，我们既未看到当代中国现实的真相，又未看到现实后面的文学，从这些众多的文本中，看到的只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些泡沫和碎片。”在这个基础上，有人甚至认为：“只有等到1996年现实主义的白沫满地流淌之后，中国文学才真正开始进入了昏迷和弥留的状态，”面对这种彻底的否定，我们不得不为当前现实主义文学一辨。 当前现实主义文学的崛起不是突然的，不是在地底下突然冒出来的，而是有一个艰难的发展过程。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 我们认为，把握当前现实主义文学必须防止两种倾向：一是从概念出发，削足适履；一是以偏概全。例如，有人认为，如果说80年代作家是热情洋溢地呼唤改革的理想，那么90年代的作家则是迷惘苦涩地面对改革的现实。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许多作家在作品中所表现的物质与精神、历史与道德之间的深刻二律背反。在这一批小说中也有一些十分值得警惕的价值取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或唯道德主义的取向。这种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取向反映在许多当前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把握当前现实主义文学必须从文学实际出发，全面准确地概括其特征。同时，全面地把握当前现实主义文学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要看其主导倾向和发展趋势，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科学地把握当前现实主义文学，才能引导当前现实主义文学走健康发展之路。 一 当前现实主义文学是不同于以往的改革文学的。可以说它是对以往的改革文学的超越。那种将当前现实主义文学纳入以往的改革文学的轨道的企图不但没有看到二者的质的区别，而且是开倒车。 当前现实主义文学与以往的改革不同在于：它不是从人的观念关系把握现实生活，而是从人的现实关系反映社会冲突。以往的改革文学无论是强化保守和官僚的势力同进取和改革的势力的两相对垒，还是突出由一定的规则、习惯、礼俗、心态所浑然合成的某种生活方式、文化氛围和社会风气这种改革的惰力和阻力，都偏重于人的观念关系。而在当前现实主义文学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观念关系，而是一种现实的利害关系。在谈歌的《大厂》及《〈大厂〉续篇》中，厂长吕建国、书记贺玉梅与纪委书记齐志远、赵副厂长之间的矛盾不是观念上的进步与落后的问题，而是利害问题，“老齐和老赵原来都憋着要当书记当厂长的，恨吕建国抢了饭碗，总跟他弯弯绕。”在李佩甫的《学习微笑》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不是革命与保守、改革与僵化、文明与愚昧等观念的冲突，而是利益的冲突。厂长与副市长的矛盾既不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纠纷，也不是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与落后生产方式的代表的斗争，而是利益的争夺。工厂与港商谈判的失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工人与港商之间的利害冲突。刘醒龙的《分享艰难》的镇委书记孔太平与镇长赵卫东之间的摩擦，关仁山的《破产》的田北县田北镇的镇长马英杰与副镇长高德安之间的纠葛，隆振彪的《卖厂》中的广大职工与老板刘三金之间的矛盾，基本上是现实的利害冲突，而不是先进的生产方式与落后的生产方式之间的观念斗争。因此，可以说，当前现实主义文学跳出了从人的观念关系把握社会矛盾的框子，而从人的现实关系反映社会冲突，从而比以往的改革文学更深刻，更真实，更有当下感。 颇有社会影响的长篇小说《人间正道》恰恰沿袭了以往的改革文学的思路，没有能够真实地反映当前社会的本质。它片面地强调了广大群众（工人们）在特定体制下的消极、落后的一面，没有真正挖掘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这就是广大群众的主人地位没有得到真正的实现。因此，《人间正道》还不是真正当前现实主义文学。 二 当前现实主义文学之所以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最有生命力的文学，是因为它不但超越了以往的改革文学，而且深刻地批判了“新写实”小说。 肖伯纳说：“穷人的女儿是他们的原始股，”肖伯纳针对穷人们连自己的羞耻心都维护不了这一不幸的不争的现象表现了自己的深切的同情和怜悯。但“新写实”小说恰恰消解和放弃了这种价值判断。它表现并肯定了这样一种“现代意识”：如果男人的学识和才华是资本，那么女人的青春和容貌就是她们的原始股。一个女人靠自己的青春和容貌，说得再直白一点儿，靠自己的肉体追求到了人人都承认对人生很重要，人人骨子里都承认多多益善的金钱，并不危害别人的利益，也不遗祸于社会，可究竟有什么不好的呢？也就是说，白毛女嫁给黄世仁是非常合情合理的，这是典型的粗鄙实用主义观念。“新写实”小说就是以这种粗鄙实用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活着”就是一切，这是人物的行为准则：“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们的“零度写作”就是认同了这种庸俗哲学。 当前现实主义文学深刻地批判了这种“现代意识”。它从三个方面同“新写实”小说区别开来。 1.在审美理想上，当前现实主义文学是审美，即在沉重的现实生活中开掘真、善、美，开拓一切有价值、有生命力的东西；而“新写实”小说是审丑，即表现下层人民的苦难和物质精神的烦恼，揭露生活中的丑陋、畸型、堕落、变态，在“审丑”中直面人生。但缺乏批判。毕淑敏结合自己的审美追求将二者区别得相当清楚。她说，“人们不谈信仰，不谈友谊，不谈永远。人欲横流，物欲横流被视为正常，大马路上出现了一位舍己救人的英雄，人们可以理解小偷，却要把救人者当作异端……于是我们的文学里有了那么多的卑微。文学家们用生花妙笔殚精竭虑地传达卑微，读者们心有灵犀浅吟低唱地领略卑微。卑微像一盆温暖而浑浊的水，每个人都快活地在里面打了一个滚儿。我们在水中荡涤了自身的污垢，然后披着更多的灰尘回到太阳底下”。毕淑敏认为，现如今有了一个“审丑”的词，丑可以“审”（审问的审），却不可赞扬。“我并不拒绝描写生活中的黑暗与冷酷，只是我不认为它有资格成为主导。生活本身是善恶不分的，但文学家是有善恶的，胸膛里该跳动温暖的良心。在文学术语里，它被优雅地称为‘审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