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不妨从一次争论谈起。去年的文坛,曾围绕被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一批作品,发生过争论。这些作品大都写国有大中型企业或某些城镇在市场经济中的困厄局面,以及连带而起的社会问题和世态人情,又被称为分享艰难的文学。批评界先是出于对这些作品直面现实,贴近生存,敢于揭示重大矛盾,呼出底层群众心声的特点,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它们揭示了新的现实关系,使现实主义的创作伴随着生活的发展而有所推进。对它们在艺术上的缺失或直露,虽有微责却未能深究。不久,就出现了一些尖锐的批评意见,比如,认为它们没有批判主体出场,没有对现实的逼问,不但没有批判权力和金钱,还制造人治和金钱不可战胜的神话;认为它们匆忙将当下尚未完结,难以预测的变化纳入到一个稳定而统一的意义系统中,并标画出未来的发展蓝图,是一种陈旧的书写模式。更多的意见则认为,它们尚停留在描摹生活的表相和呼吁性地提出问题上,未能进入更高的文学境界。也有个别意见十分激烈,认为这只能叫泡沫现实主义。 我无意对这些意见本身展开细致辨析。简要地看,个别意见显然偏激得失了分寸,而那种认为“尚未完结,难以预测”的生活就不宜写(我不明白除了运动,什么样的生活是可以完结的),或者几乎可以不问艺术表现的真实性与可能性,要写就必须痛斥“人治和金钱”的意见,我也不以为然。我是主张在总体上肯定这些作品的。正如一位先锋批评家指出的:作为对于前几年某些玄虚,飘浮,不关心民众和社会,远离尘嚣,逃到“历史”和“个人”中去的倾向,这些作品毕竟揭示了我们时代重大的问题,正面迎视了社会和人心。它们在强化时代精神,突出多元文学格局的当代性上,颇有贡献。然而,我又觉得这些批评意见中包含着不少宝贵的合理成份,比如关于缺乏主体的批判精神,关于摆不脱陈旧的书写模式,关于把一切都纳入稳定而统一的意义系统中的意见,就很能击中我们文学中陈陈相因的痼疾。 正是出于这种看法,我选择从这里开始我的话题。这场争论所反映的问题,决不仅限于这批作品,而是涉及到了我们对现实主义创作的整体理解。我由此联想到很多问题,比如什么是现实主义的品格和精神,怎样区分政治功利主义与艺术本位的界限,怎样在作品中体现艺术的批判精神,以及我们是否存在用题材的重大性和现实发展的合理性来代替美学原则的偏向等等。如此复杂的问题当然不是一篇文章能谈清的,而目前关于这些问题,也是空泛的议论多,具体的分析少。我想,既然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小说创作的主要潮流是写实,那么就让我通过对近期一些小说的实证分析,来看看在流行的写实风尚中如何提高艺术品格的问题。 一、艺术反映论不等于哲学反映论 我们的文学曾在政治和哲学的夹缝中艰难地蹒跚。关于政治把文学当作工具的教训,经过多年的反思,已为人们所认识,而把艺术反映论等同于哲学反映论的框范,却似乎未能引起足够的注意,而它正拖着文学的后腿,使之很难舒展想象的翅膀。我曾注意过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分享艰难》与《大厂》这两篇颇有力度的作品,在主情节上的相似。前者,企业家洪塔山诱奸了镇长的表妹,其情恶劣,恨极了的镇长却又不得不营救他,为的是全镇的经济;后者,某大客户因嫖娼被捉,但厂长为全厂效益计,又不得不恳请公安局放人。其实,两篇几乎同时发表的作品根本不存在谁模仿了谁,它们都抓到了典型化的情节。在两篇作品之后,我又看到了不少相似情节的作品出现。 作者们或会申辩说,本来生活就是这样的嘛,从生活出发有什么错?的确,这是生活本身的雷同所致。问题是,艺术最忌讳相似,能不能减少甚至不再出现这种情节撞车现象呢?从深层次看,我们在处理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上,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因为,“艺术并不要求把它的作品当作现实”啊。从这个小例子似乎可以看出,我们受“哲学反映论也即艺术反映论”的影响太深了。列宁的一段话是很著名的:“物、世界、环境是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只是外部世界的映象;不言而喻,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被反映者是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的”。作为唯物论的认识论,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若依此来要求文学,就未免要束缚手脚了。李思孝教授在《回到马克思》一文中就此所作的深刻分析,我很赞同。事实上,艺术不仅反映,而且创造,不止是认识论,更有价值论,审美论,不止再现,还要表现,幻想,虚构,夸诞,假定,变形,“每个艺术家都有权按自己的理想独立地创作”。我国近年来小说创作的主导风尚是写实,这是多重因素作用下形成的,但其中虚构,想象,夸张的成分越来越弱,渐呈萎缩化,原来在某种意义上对原生态的正当肯定反而造成了更大的误解,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久而久之,有可能使现实主义仅仅满足于镜子式的再现。我们大力肯定从新写实到新体验再到分享艰难的文学,是看到它们的现实主义精神,但是否因此就可以忽视对文学的想象性和超越性的要求呢?我们的文学总是在写什么与怎么写的问题上摆荡。八十年代前期关注的是“写什么”,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转为关注“怎么写”的问题,而现在似乎又回到写什么的问题上了,怎么写的问题好像又被置诸脑后了。每当社会生活大变动的当口,写什么的问题就会上升,这合乎情理,但不能因此而忽视怎么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