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审视周作人，谁都避不开他从一个五四时期的文化先驱最后堕落为一个汉奸文人的人生历程。如何看待作为这一历程的依据的文化背景，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而现有的从这一角度所进行的研究，至少可以说是薄弱的。本文试图从传统的儒家文化入手进入周作人的精神结构之中，以揭示和把握影响和推动周作人文化和人生选择的文化心理。 一 周作人曾宣称自己“赞美中庸”，但他却是“笑说”“自己是一个中庸主义者”，这里揭示着他思想中的某种矛盾，当我们理解了周作人式的“中庸”，也就知道了这“笑说”背后的意味是“偏用”中庸了。 周作人的确有一双独特的眼睛，他总是能够看出事物的“两端”，如人的兽性（人道以下）与神性（人力以上），平民与贵族，禁欲与纵欲，平和冲淡（出世）与焦躁积极（入世），绅士鬼与流氓鬼，叛徒与隐士等等，这大概也是一种“叩其两端”吧；于是他也总是将自己置于两端之中，试图“执两用中”。他在“叩其两端”的理论陈述中常常表现为从容自如、游刃有余。可在“执两用中”的人格实现中就显得捉襟见肘了，站在我们的角度上看，这后者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尴尬和困境。 “叩其两端”和“执两用中”是儒家的中庸思想。“中庸”在儒家文化里既是一个哲学范畴，也是一个伦理范畴，因而它既是一种世界观，又具有很强的人格意义，所以孔子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注：《礼记·中庸》。），“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注：《礼记·中庸》。）。中庸观念对周作人的思想方法来说，具有某种普遍意义，他在看待各种问题时几乎都采取一种“中庸”的态度，如他所说：“生活之艺术即中庸。”（注：知堂《关于自己》。）“我们永远在于过渡时代。在无论何时，现在只是一个交点，为过去与未来相遇之处。我们对于二者都不能有什么争执。不能有世界而无传统，亦不能有生命而无活动。”（注：知堂《关于自己》。）他认为“微妙地混合取与舍二者”，就是一种“赞美中庸”的态度。（注：周作人：《瓜豆集·题记》。） 可以看出周作人的心愿是不倾向于事物的任何一端，在人的欲望上，是纵欲加禁欲，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他要选择“过渡”位置，对待一切事物都要采取混合二者的中庸立场。 周作人的这种中庸态度，使他在现实的处境中常常陷入某种文化选择的矛盾之中，如在他的潜意识中，新世纪的文化重建主要是一种道德文化的重建，因而他做了一个不想做道学家的道学家，当他反观自己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讨厌道学家，“正因为自己是一个道学家的缘故”（注：周作人：《雨天的书·序》。）。历史知识告诉我们，儒家文化的社会理想是一种典型的道德模式；西方文化的社会理想是以法制模式为代表。这表明作家在中西文化中自觉不自觉的做了选择。不仅如此，恐怕他的所谓“新的道德”，也是建立在儒家伦理精神的基础之上的。这一点周作人后来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时可以说已经讲得相当的明白了，他说：“我的道德观恐怕还当说是儒家的”（注：周作人：《自己的文章》。）。他的一生都是在这种中庸所带来的矛盾中挣扎着，他生活在一个社会思想极为复杂的历史时期，那突如其来的各种新鲜玩艺儿都曾触及过他。“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都令他兴奋，令他仰慕，对这一切他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就一条可以实行的大路”（注：周作人：《中山杂信》。）。这是周作人式的苦闷，他在各方面都想实现某种“调和”，但在实际上却常常是一个虚幻的梦。 在他的作品中这种困惑也表现得相当突出。就总的方面来说，中国文化的两大传统中，儒家是入世的，道家是出世的。周作人一直追求和希望他的作品能达到一个冲淡超脱的境界，但他好象并没有实现，不然，他就不会感慨自己做不好文章和“纯文学”（注：参见周作人：《苦口甘口·序》。），不会把自己的文章说成是“无用也无味的正经话”，是“儒家气”（注：参见周作人：《苦口甘口·序》。）。这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周作人始终说儒家的东西无用，可他却一直在明里引用，暗里流露和体现着儒家的文化传统。由此我们也该明白他曾说他童年学的那些儒家经典对他“毫无益处”的真正含义了。 周作人为什么总想超脱，写出来的文章自己读后又常觉是一些“有所为”的“说教集”呢？这里，一方面说明他对平和冲淡人生的向往，另一方面说明在他的灵魂中还有对民众的同情，对社会的关心，是一种入世的使命意识，一种“推己及人”的救世精神在支持着他的这一人格侧面。这种“有所为”无论在多大的意义上表明着作家为拯救民众、使全社会走出黑暗的努力，都透露着周作人对“人”的价值的一种认识。如果是一个纯粹的个人本位主义者，我们就无法解释他的文学中的对社会、对历史的焦灼和积极，无法理解他的所谓“师爷气”所体现出来的对人间丑恶与不平的冷峻态度，我们只能用周作人式的“中庸”眼光来看待周作人，我们只能说周作人既是一个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个人本位主义者，又是一个心中藏有“修己安人”的儒家传统意识的过渡时代的知识分子。但我们必须看到，周作人思想中的儒家文化因素在他的“执其两端”的思考模式中，有时会表现出一种“误读”和扭曲，尽管对周作人而言，很难说全都是有意的。 二 周作人的所谓中庸主义有着尖锐的内在矛盾，使得他在文化选择和人生选择上犯了“价值尺度迷失”的错误。周作人的精神姿态一直是摇摆不定的，他虽在反传统的问题上表现出某种中国传统的整体性一元论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但他对待儒家的中庸思想时，却既有“执两用中”的愿望，又有多元主义谬误。周作人从五四时期就仿佛用儒家的中庸思想来认识人和社会人生，但他的“中庸”思想中缺少了儒家中庸思想的一种最重要的价值。 儒家的中庸思想的核心意义是孔子说的“中行”，孟子说的“中道”。孟子说：“孔子曰‘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注：《孟子·尽心下》。）所谓“中道”，就是中正之道，“中”的价值目的在于“正”，即“中道，中正之大道也。”（注：东汉赵歧：《孟子注疏》。）“所谓中之道者，乃即事即物自有个恰好的道理，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注：朱熹：《答张敬夫》。）儒家文化的所谓“中”是“正道”，“庸”是“定理”，正如朱熹所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注：《中庸章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