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曾经有过这样的话：“我的打油诗本来写的很是拙直，只要第一不当他是游戏语，意思极容易看得出，大约就只有忧和惧耳。”“大抵忧惧的分子在我的诗文里由来已久……这本是中国旧诗人的传统，不过他们不幸多是事后的哀伤，我的还算好一点是将来的忧患。”（注：周作人《立春以前·苦茶庵打油诗》）如果我们不将周作人写在抗战期间的这段话仅仅作为他的辩护词加以完全否定，并且联系到他曾多次强调的“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注：周作人《药味集·自序》）等文学，那么，可以认为，这几句话是周作人十分中肯的自评。我们完全能够以此为契机，穿透某些惯见的误读区域，逼视周作人的内心真实。而且，在我看来，语词的表面意义所遮蔽的，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的个体选择，更主要的是一种思维方式的群体性倾向。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儒家传统的主动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不仅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现世生存的理论基石，而且内化为一种人格模式，使得感时忧患几乎成为他们与生俱来的特质和最醒目的标志。不论殉道、入世，还是归隐，没有人可以摆脱这种生就的忧患意识的包围与缠绕。周作人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凸现了文化符号的特定意蕴。因而我对他的任何深入思考和探寻都不单纯意在展示他个人的独特性，而是力图通过他，透视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的悲剧性命运，甚至我们自己的影子。 一 如果不加说明，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一首诗会是周作人的手笔—— 焚书未尽秦皇死，复壁犹存哲士悲。 降世惟知珍腐鼠，穷经毕竟负须麋。 文章自古无真理，典籍于今多丐词。 学界茫茫谁革命，仰天长啸酒酣时。 很明显，年仅十八的周作人当时所热切盼望的“革命”从内容到其外在表现形式都是极端和偏激的。尽管他自己也意识到“当不见斥为丧心病狂”，但同时也声明“即斥为丧心病狂，亦余所不辞者也。”（注：周作人《焚书》诗及引文均见知堂壬寅年十一月十七日日记，引自《周作人诗全编笺注》第317页，学林出版社，1995年，北京。） 这实际上是当时抱着忧患意识的一批卓越的启蒙主义者共同的心态。以激进的态度和方式迅速改变山河破碎的末世之景和麻木愚钝的群众心理，无疑是当时大部分人的共识。周作人置身于这样一种氛围之中，虽然由于个性的清高和对于集体活动本能式的排斥而多做壁上观，并因此得了“鹤”的绰号（注：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八五·蒋抑卮》，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香港。），但革命者为理想不惜一切的勇气和献身精神对他敏感的心灵都是一种有力的冲击。因此他“最深切地感到本国危机，第一忧患是如何救国，可以免于西洋各国的侵略。”（注：周作人《药堂杂文·留学的回忆》。）直到晚年，他还撰文赞扬陶焕卿“刻苦耐劳，做事认真”（注：周作人《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焕强盗和蒋二秃子》。），影响之深，可见一斑。 但是，无论在感时忧国的思想深度还是表现形式上，周作人和鲁迅都明显高于其它启蒙者。对于中国历史的深刻了解使他们一致否定了“止于至善”的主观幻想和关于“黄金世界”的幼稚的理想主义。对于启蒙的缓慢与艰辛的充分认识，使他们在选择道路时，迥异于当时风行的盲目与急躁，而显出了难得的清醒和理智。尽管在反封建的思想激进程度上保持了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的品格，但对于以暗杀和暴力来反抗和斗争的方式，他们都持有深切的怀疑，甚至反对。这实际上使得周氏兄弟在冲破了旧有文化模式之后，没有如大多数人一样复旧于新的蒙昧主义和政治迷信的泥淖之中，而获得了精神上的超越。而且，周作人和鲁迅之间，尽管在这一段时期内基本步调保持一致，但兄弟俩以后在许多问题上背道而驰的局面，在此也已初露端倪。 毫无疑问，周氏兄弟清醒的历史理性主义最为明显的特征便是他们对于自身所处的时代以及“自我”的过渡性质的准确把握。周作人曾不止一次地引用蔼理斯的这段话，并认定“这是一种很好的人生观”：“我们是永远在于过渡时代，在无论何时，现在只是一个交点，为过去与未来相遇之处，我们对于二者都不能有什么争向。”（注：周作人《雨天的书·蔼理斯的话》。）鲁迅也说过：“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注：鲁迅《坟·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一卷。）。从表面上看，他们的认识是十分相似的。但深入的探讨便很轻易地发现两人之间明显的分歧。鲁迅始终为了某种伟大的使命而奔走，在他身上体现的这种强烈、执着甚至近于病态的自我折磨形成了鲁迅内心充满张力的精神痛苦，并因此染上了强烈的悲壮色彩。在他的意识深处，忧国忧民的心态更多地表现为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激越与悲凉，和由于外界的不断刺激而产生的紧迫与焦灼。 而周作人正是在这一方面表现了与鲁迅在留日时期的最大差别。周作人曾多次引用了他翻译的永井荷风的《江户艺术论》中的一段话：“……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生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怀。”（注：周作人《苦茶随笔·关于命运》。）这完全可以理解为周作人的“夫子自道”。由于与现实的隔膜，周作人看待日本的眼光不由自主地带上了梦幻的色彩，日本民族性中的优点，如简洁自然，略带颓废的风雅都在他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个性的过份随和和孤傲的精英情怀共同的作用，使他自觉地疏远了责任和使命，他不愿以任何外在的东西束缚自己。因此，南京求学时期曾有过的“挑灯危坐读离骚”，（注：周作人，知堂辛丑二月二十日日记。）渐渐演变成了消极与沉默。与鲁迅不惜“偏于一极”地对尼采式的主观个人意志的赞扬不同，周作人虽然在文章中认真地呼唤文学和思想的变革，但更多地是强调均衡和中庸，而且以后还宣称尼采“那种格调与文章就不大合我的胃口。”（注：周作人《瓜豆集·关于鲁迅之二》。）也就是说面对故国的生死存亡曾经有过的躁动和忧患意识，在一种相对雍容的环境和足以依托灵魂的梦幻般的心理认同中，被有意识地摒弃了、消解了，而自觉地归于平和与稳定。虽然周作人在“五四”期间的表现事实上证明这种忧患意识并未在他心中彻底消失，而他所强调的中庸也可看作对混浊世事的消极反抗；但至少在主观上，周作人是力图使生活悠闲，心境平和，远离一切纷争与束缚，同时又保持着对“愚民”的悲悯与同情，和知识分子在智识上的绝对优越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