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试图对现代汉诗的“现代性”作一性别辨析，我注意到已作为现代汉诗组成不可或缺部分的女性诗歌，事实上本身正是写作女性对其所处“现代”（时代）不断辨析的结果；而郑敏长达五十多年的诗歌创作，则更典型地凸现出这种辨析之于女性诗歌文本变演的直接关系。从某种意义讲，郑敏诗歌原创力源自爱欲冲动，她的《晚会》、《音乐》、《云彩》、《怅帐》等早期爱情诗，标志着冰心、林徽因而后的第三代“现代”女诗人，已经把“五四”妇女解放成果转换为诗歌语言。在冰心一代，“爱情”尚是女性诗歌中的禁果，林徽因则对此充满了内心的矛盾与渴求，只有到了郑敏这里，直捷而勇敢地追求“两厢默契”的爱（注：郑敏 《永久的爱》诗句，载《诗集1942—1947》，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出版。）才成为话语事实。诗人对于“现代”爱情时间敏感捕捉，使诗歌结构呈现一种内在矛盾的经验。正是从对“爱情”的追求到发现“爱情”的质——时间的构成，郑敏诗歌超离了“爱情”而进入构造“爱情”的“现代性”（时间经验及价值）的辨析。女性“浮出历史地表”所获得的“现代性”恰恰便是这样一种内在矛盾的经验，不同于那种“线性时间”敞开的现代性（注：贺晓麦《中国早期现代诗歌中的现代性》，载《诗探索》（1996.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不是与此对应的审美现代性“对大写艺术原则坚持”（注：贺晓麦《中国早期现代诗歌中的现代性》，载《诗探索》（1996.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仅仅在一个相对的历史空间“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既不能获得“线性时间”的归属也不能原地“独守”，而是一部“女性现代性”复杂图景。作为女性话语主体就此作出的言说，其呈现女性经验独特尺度的测量，便既是女性现代境遇的凸现又是“现代性”的另一种视野。在这种视野中，性别／时代／自我成为互为透视的因素甚至互为评判的标准，因此我们看到，相距数十年后，郑繁在《渴望：一只雄狮》中再次写到“两种时间”的差异并将自我与时代的关系，视作自我与性别的关系（约会），尽管“时代在吼叫”，渴望的“狮子”前往赴约会，但“两相默契”的时间显然不存在。郑敏诗歌文本“块体”状貌所呈现的，既是郑敏个人、更是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自我”生成、蜕变经验的话语形式。 一、时代“秘密”的喜悦，“生”的严肃主题 四十年代的动荡和战争，把生和死推送到同一战壕，将世界文化大冲突展示于一个平面，前所未有地制造出历史的非秩序状态，迫使民族和个人普遍产生何去何从的感时忧国焦虑，另方面却打开了“女性”生存的空隙——如果说身处上海的张爱玲借战争获得了一个揭示女性自身内在悲剧的机会，当时在西南联大攻读哲学并受业于现代派诗人冯至的郑敏，则获取了一个审视女性主体成长的际遇。敏感的诗人无疑迅速发现了这一《秘密》：“天空好像一条解冻的冰河……／当灰云崩裂奔飞，／灰云好像暴风的海上的帆，／风里鸟群自滚着云堆的天上跌没，／在这扇窗前猛地却献出一角蓝天” “献出”（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一词真实地记录了女性对于“属己”的时代异常惊喜的反应。《诗集1942—1947》以鲜明的时间刻度，铭镌着诗人与时代亲密无间的关系，“她仿佛是朵开放在暴风雨前历史性的宁静里的时间之花，时时在微笑里倾听那在她心头流过的思想的音乐，时时任自己的生命化入一幅画面，一个雕像，或一个意象，让思想之流里涌现出一个个图案，一种默想的象征，一种观念的辩证法，丰富、跳荡，却又显现了一种玄秘的凝静。”（注：唐湜《郑敏静夜里的祈祷》， 载《新意度集》，三联书店，1990年9 月第1版。）这正是女性主体抖落一切压抑与自我束缚的自由凸现姿态。从社会学角度，四十年代已然发生着女性角色位移，传统的“贤妻良母孝妇”正开始向多种职业或半职业女性身分过渡；在认识论角度，这种过渡开始改变女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进一步地，以写作女性为主体的知识女性阶层的形成，孕育出了女性认知方式的真正代言人——不论自觉与否，诗人和诗歌无法遮饰地演出了激动而庄严的“自我”出场仪式。在表达诗人“自我”追问和存在之思的《寂寞》里，诗人写道：“我突然跌回世界／……我的眼睛／……看见一切在它们／最秘密的情形里／我的耳朵／……听见黄昏时一切／东西在申说着” 与时代的“献出”相对应，我“跌回世界”，女性主体面对世界与自身“看见一切”，“听见一切”，生长的过程正是生命个体无比清晰的“存在”体验，是个体生命的世界位置无比清晰的呈现，在此“寂寞”乃是一种自足的状态，诗人因此辨析其“存在”的价值：“我想起有人自火的痛苦里／求得虔诚的最后的安息，／我也将在‘寂寞’的咬啮里／寻得‘生命’最严肃的意义。”诗人把“最严肃的意义”的哲学思考置于对时代境遇的理性认识之上，正是这种理性认识丰富和深化着女性主体对于世界和自身的把握，也把女性“自我”的历史上场与“时代”关系揭示昭然。著名的《荷花》写出生存的几种形态，诗人问道：“但，什么才是那真正的主题／在这场痛苦的演奏里？这弯着的／一枝荷梗，把花朵深深垂向／你们的根里，不是说风的摧打／雨的痕迹，却因为它从创造者的／手里承受了更多的生，这严肃的负担。”对于时代“创造者”赋予“更多的生”“这严肃的负担”的认领，也即为“女性自我”生长认取了“时代”方向，投身“属己”的时代正是郑敏早期诗歌充满激情的原因所在。可以说自爱欲而始的诗歌创作，由于郑敏言说主体女性“自我”对于时代的自觉投入，获取了真正“现代”的生长性。郑敏让她的《少女》们走向“一片爱的天地”，以便获得超越“爱情”的《幻想》，“自时间的消逝和剥落里，／取得最终的灿烂和成熟”，并相信“从所有的‘过去’里／才蜕化出最高的超越”。她的哲人式的思考进一步介入民族存亡的主题，在《树》的生长中发现民族沉稳而坚定的生信心：“你听不见那封锁在血里声音吗？／当春天来到时／它的每一只强壮的手臂里／埋藏着千百个啼扰的婴儿。”在《旱》的痛苦中倾听到人民的饥渴：“在人类心里有一种／母亲的痛苦和恐怖／当她听见大地无声的啼哭”，以女性的经验去展开想象、结构一种普遍的人民和民族的经验，既凸现了沉埋已久的女性经验，又使普遍的经验获得一种具体深度。郑敏正是这样前所未有地丰富着冰心、林徽因以来的女性诗歌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