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在《寻找苏青》一文中，这样描述苏青复出的情境：“苏青是在我们对这个城市的追忆时刻再次登场的，她是怀旧的那个旧人……她不来则已，一来便很惊人，她是那么活生生的，被掩埋这么多年几乎不可能……”（注：王安忆，《寻找苏青》，《上海文论》1995 年5期。）这番话颇有意味，它一语道破上海这个城市同苏青的依存关系并对苏青被遮掩得如此久远表示了惊诧，“怀旧中的那个旧人”在现时赢得如此评说，这不能不使我们对她驻足而视。 苏青成名于40年代初中期的上海沦陷区，曾与张爱玲齐名。张爱玲其人其作以浓重的“传奇”色彩走上文坛，令时人惊喜之余更添感佩。苏青则以平实直切、清浅俗白的创作风格被社会接纳，并随着当前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城市文化的发展崛起，愈来愈清晰地走近我们。她出版于40年代中期的散文集《浣锦集》、《涛》、《饮食男女》以特有的苏青话语同我们倾谈神聊各种生活、男女话题。苏青作品能走出尘封的历史，得力于现代市民文化的精神呼唤，得力于其创作内在的文化品格。 本文拟就苏青生活与创作的同步对位关系、苏青散文与市民文化、苏青散文与女性主义文学这三个问题，探讨其散文的文化品格，从而评价其散文创作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应有位置。 卖文为生、“我”即文本 40年代初中期的上海文坛，苏青之所以是个热闹的话题，其主要原因是各类报纸对她生活和创作关系的臆测、比附以及人格高下的评价。“如果要把这类材料搜集起来，有厚厚的两大本。”（注：阿川，《乱世才女张爱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130页。）苏青在一次女作家聚谈会上也说：“女作家写文章，有一个最大的困难的地方，便是她写的东西，容易给人猜想到她的身上去……我自己是不大顾到这一层的，所以有很多给人家说着的地方”。作家的辩白一方面说明洋场社会话语的恶俗与无聊，一方面也寓示了苏青创作同个人生活的某些对应关系，即作家个体生活和生命体验在创作中的显在表现。 苏青的散文创作绝然不是作家私人生活和体验的照录，但其中却有其个人生活的深深印迹，特别是苏青由于生活经验单一，生活环境仅限于报馆、杂志社、电影院、市场街头，就使她的创作题材较难跨越个人生活的积累而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取材自我、放眼周遭、以其见识、情性、趣味、性灵照耀和煽动俗常平凡的题材，表露其对平凡世界的感悟和体验，创作周期的局促、为文谋生的亟迫，这一切就使苏青散文同个体生活体验不可避免地紧密粘连在一起。苏青的创作不是雍容的、恬静的，她无法以从容之心、闲适之态投入创作。文学的才情同浪漫的气质往往同创作的世俗化联系在一起，因此，其创作带有强烈鲜明的私人性和原生性。对此，作者反复说：“我的文章材料便仅限于家庭学校方面的了，就是偶而涉及职业圈子，也不外乎报馆杂志社、电影戏剧界之类。至于人物，自然更非父母孩子丈夫同学等辈莫属，写来写去，老实便觉得腻烦。”（注：苏青，《浣锦集》四版小言；苏青，《浣锦集与结婚十年》；苏青，《我国的女子教育》；苏青，《第十一等人》，《苏青散文精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5 月。）更有意味的是在谈及对个人作品的看法时，苏青说：“我爱《浣锦集》，因为这里的东西篇篇都是我的，没有掩饰，没有夸张，积八年来的心血，继继续续一篇篇凑成的，在这里我回味了过去的生活，有些辛酸却不能使我号啕大哭……假如有人能理解我，同情我，我将因此落泪，爱读《结婚十年》的人，我只是把她们当作读者，而对喜欢《浣锦集》者，都有不胜知己之感。”（注：苏青，《浣锦集》四版小言；苏青，《浣锦集与结婚十年》；苏青，《我国的女子教育》；苏青，《第十一等人》，《苏青散文精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5 月。）作者对读者如此分类也可见出苏青的散文明显地具有原发的个体性和私人性了。 日本近代文学史上，自然主义文学流派中曾有“心境小说”和“自我小说”，评论者多以“私小说”概述之。这类小说反对创作虚假模仿，追求原始真实，多将作家的个体生活及生命体验带入创作，把个人心绪小说化、社会化，“通过描写他（叙述对象——笔者注）而尽量使‘我’（叙述者——笔者注）也在其中……”（注：吉田精一，《日本现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1月，第10、100页。）作者叙述对象时，与其把对象如实地浮现出来，不如说“更主要的是把自己那种说得简单一些是‘心情’，说得啰嗦一些就是观察对象时从作者本人的人生观而来的感想也表现出来。”（注：吉田精一，《日本现代文学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1月，第10、100 页。）日本私小说与生活的对位关系，颇能说明苏青散文的创作特点。 值得一提的是，苏青创作的“私人性”和“原生性”不同于创作的主观性。主观性创作往往同创作者个人的禀性、才情、气质密切相关，它往往衍生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而苏青的创作特色既非如此，也不同于一般作家的自叙。她将个人的情感、经历安置在一个“他者”和“我在”的张力场中，使之葆有世俗化的同时又具有类型化的特征，苏青的散文“谈着些侍夫育儿、穿衣吃饭、带有妇女乐园的意思……只说些过日子的实惠，做人芯子里的话……”（注：王安忆，《寻找苏青》，《上海文论》1995年5期。），因此， 苏青有别于许多作家的是她的角色定位：卖文为生。在她的心理结构中，世俗之欲、独立之意、为文之才，奇妙复杂地糅合在一起，尘世女人、职业女性、文学女人这三种角色形成了苏青人格心理独特的格式塔质，而离乱和漂泊感是首位的。 在苏青散文里有苛捐杂税使主妇难为人媳、难为人母的困境（《断肉记》）；有初为人母应变失衡的苦乐感叹（《现代女性》）；有租屋不成搬屋反被裹挟的怨怒（《搬家》）；有保姆辞归、家庭顿入乱境的尴尬（《王妈走了以后》）；有因文化落差而诚心送礼反遭奚落的自慰自解（《送礼》）等等，都是苏青红尘生活的面面，更是女市民面对琐碎繁杂的俗世生活的无奈自语，它们就象生活本身一样鲜活丰富、嘈杂错乱。这些文字反映了苏青散文——“直言谈相，绝无忌讳”（注：实斋，《记苏青》；胡兰成，《谈谈苏青》；张爱玲，《我看苏青》，《张爱玲与苏青》，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的特点。 苏青为谋生曾担任过“上海特别市政府专员，中日文化协会秘书”（注：阿川，《乱世才女张爱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130页。），教过书，做过一般职员。身为女人又置身在新旧交替的过渡时代，对女性尤其是“职业女性”的境遇格外敏感和专注，过渡时代女人的社会地位，男女关系的新形势，这类话题往往作为苏青言说的中心，也成为她散文格外引人注目的一个焦点，成了五·四新文学探讨妇女解放的另一种声音。这种探讨非为时潮裹挟，它立足现实，着眼都市解放了的“新女性”，考察、抒发和分析她们自由后的“不自由”，及生理心理的秘密，使探讨妇女解放的话题带有更直观深刻的文化反思意味。例如：这里有调侃嘲弄女性旅游的虚伪和浅薄的《红叶》；有疑惑担忧职业女性养家可能性的《写字间里的女性》；有透视女人性格虚荣扭捏和情感压抑的《谈女性》；有对过渡社会女性尴尬滑稽的“平等”与“解放”的抨击——《第十一等人》……如此，苏青作为独立女性自立社会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均流于笔端，带有苏青个人性格和性别体验的显著色彩，苏青文本也成为一道灼目而灿然的女性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