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者对茅盾作品中的审美理性特征，大体上都是认同的。但是深入的阐发似乎尚待深化。有人曾就文化类型比较视野认为：茅盾是以政治、经济型为主，心理文化型为辅；巴金是以思潮、情感型为主，人性、文化型为辅；老舍是以风俗、文化型为主，而以政治、伦理型为辅的作家。我则加以改动认为，茅盾是理性、社会型的作家；巴金是情感、伦理型作家；老舍则是智慧、风俗型的作家。如果从三十年代共时的目光审视，也不妨把沈从文纳入到艺术的视野中来。他的创作却以诗韵、文化型为特征的。 循此，我们进一步来探讨茅盾的理性精神。我以为茅盾的理性精神是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加以理解的。首先这种理性精神，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学观与世界观，或者是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理性精神是与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型的理性文化相悖的；却与欧洲英国的产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以来所光大的科学精神更加贴近。在欧洲的这个历史空间里，是谱写着法拉第（1791——1867，英国科学家）、尼·伊·洛巴切夫斯基（1793——1856，俄国科学家）、门捷列夫（1834——1907，俄国科学家）、施莱登（1804——1881，德国科学家）、施旺（1810——1882，德国科学家）、巴斯德（1822——1895，法国科学家）、查理·达尔文（1809——1882，英国科学家）等一连串的光辉名字的。这时期，科学越来越为世界所了解，越来越成为一种推动历史的社会力量。诚如英·A·N·怀特海在他的《科学与近代世界》中所说：“那时是理性的世纪，是健康、豪迈、纯正的理性占统治地位的世纪”。“中世纪的人经常想把‘无穷’理性化。18世纪的人则把现代的社会生活加以理性化，并把他们的社会学理论建筑在援引自然界事实的基础上。前一时期是信仰时期，它的基础是理性。后一时期，人们从不打草惊蛇，这是一个把理性建筑在信仰上的时期。这话怎么讲呢？比方说，圣·安瑟伦如果没有找出一条使人信服的理由来证明上帝存在，就会感到怏怏不乐。他的理论大厦就是以这个理由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但休谟的‘论自然宗教史’则建筑在对自然秩序的信念上。在比较这两个世纪时，应当记住推理可能发生错误，信念也可能误置”。（注：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55—57页。） 茅盾的文学活动是从五四时期的理论批评与研究起步的。他在五四新文化的开拓与介绍中，不仅对欧洲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同时广泛地吸收了18、19世纪的科学精神。一如他在《文学与人生》中所说：“近代西洋文学是写实的，就因为近代的时代精神是科学的。科学的精神重在求真。故文艺亦以求真为唯一目的。科学家的态度重客观的观察，故文学也重客观的描写”。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中，他认为“自然派作家大都研究过进化论和社会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学自然派作家，把科学上发现的原理应用到小说里，并该研究社会问题，男女问题，进化论种种学说”。这种科学的时代特征，就是18、19世纪的理性精神。到了30年代，更在科学的社会思想下，来梳理社会现象，解剖人生。所以叶圣陶认为，茅盾写《子夜》是兼具文艺家写创作与科学家写论文的精神的。这里，一则是说茅盾的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二则是说他的冷静的科学态度。 自然，这种理性精神是与审美境界融汇在一起的。它是以自我的生命体验和科学态度在追求本真的世界。在理性精神的观照下，使茅盾的艺术体验和创作采取“历史——人物（环境——人物）”的深度模式。在他的作品中，固然，注意人的精神状态，但是更加著重人物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一切都在人物——历史的怪圈中动荡。这时候，时代、历史已经不是简单的外在空间境遇；而转化为作品中的一个“大角色”。可以说，人物的喜怒哀乐，成败得失，每一次生命的律动，都受制于这个环境，为这个无处不在的“巨手”所左右着。在这种历史——人物的叙述模式中，显示出人对命运的无以抗拒的力量。想到《蚀·追求》中知识群体的苦难命运；长篇《子夜》中吴荪甫对命运的抗争；林家铺子的破产；《春蚕》中老通宝悲怆的结局，都无一例外地从社会的表层，洞察到“历史”这个大角色的作用力。这结果，使茅盾的创作渗透着一种深沉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超越着个人的范围，而体现出民族的忧患。它在许多长篇中凝成潜在的“情结”，叩问着时代和历史的命运。这种意识显然与古代说部中的“天命”观无缘；与古希腊悲剧中冥冥之中超然的“命运”之神也是异质而同构的。如果说，文学作品可以分成社会的、历史的、心理的和哲理的不同层面的话，那么，他的创作虽然未必达到哲理的层面，但是在历史和心理层面上的艺术功力无疑是十分引人的。在谈到作品的时代精神时，茅盾曾说：“我以为在表现时代空气而外，还应该有两个意义，一是时代给予人以怎样的影响，二是人们的集团的活力又怎样将时代推进了新的方向，换言之，即是怎样地催促历史进入了必然的新时代，再换一句话说，即是怎样地由于人们的集团的活动而及早实现了历史的必然”（注：《读〈倪焕之〉》，《茅盾全集》19卷209—210页。）。他的作品，在历史的深层驱动中，充分地显示出社会剖析的理性精神。 与此同时，在当时以写实主义为“正格”的主潮下，茅盾在创作中也采取了最精确的写实原则。他以科学的理性精神寻求艺术上的本真。他的作品，大体上被认为是由两种话语构成的：一种是小说的语言，即虚构的语言；一种是非小说的语言，即非虚构的语言构成的。或者是两者交糅在一起的。由于贴近生活的审美情致的作用，他往往用共时态为主，历时态为辅的叙述视点。用普实克的话说，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在它成为历史以前，在“同代人头脑中所产生的第一印象还没消失”时，便被以“最大限度的精确把握住了”（注：《普实克论文集》132—133页。）。例如《幻灭》是1927 年9月中旬创作的。作品不仅可见“五卅”周年上海纪念的写实画面；武昌南湖北伐誓师的盛况；同时也将南昌向广东进军的信息纳入到作品的构想中来。南昌起义的部队是在10月初在敌人围攻下失败的，作品完稿时，南昌起义的结果尚未分晓。《子夜》创作于1931——1932年间，1932年12月5日脱稿。作品把1930年5月7月间的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事件，最大限度地容纳其间。例如，当时的蒋、闫、冯的中原大战；红军战争；上海的左倾思潮以及思想界中的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都纳入到他的艺术视野中来并和史实保留着精确的统一度。《腐蚀》也同样如此。这部长篇始作于1941年夏；连载于同年5月17日到9月27日的香港《大众生活》上。作品对1941年元月 4日发生的皖南事变以及《新华日报》的报导、周恩来同志的斗争，作了绘影绘声的描写。由此，我们不妨说，在茅盾的小说中，现实的生活还散发着余热，仿佛角斗和撕拚的事端还留有骚动的音响，便被组合或镶嵌在艺术的天地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