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是以一篇《塔铺》走上文坛的。之后,随着《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等中篇的问世和引起的轰动,确定了刘震云在文坛的地位,成为“新写实”小说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对个人命运浮沉的有距离的冷静观注,对社会结构中人际关系的洞幽察微,以及巧妙的反讽修辞,这一切构成了刘震云小说独有的艺术魅力。本文试图从语篇修辞角度,按照作者、叙事人、读者和叙事语言,语篇(文本)的结构特征这两个层面,来探讨刘震云的小说。 叙事人与叙事语言的修辞效果 1.叙事人和叙事视角的变化 在小说这一独特的文学体裁的言语修辞分析中,我们应当特别注意小说的叙事性和虚构性特征。作者与读者之间在小说中的交际关系是通过作者的委托人——叙事人来实现的。因此,研究小说作者对读者的“控制”,首先应当研究小说中叙事人称的选择和叙事语言运用的技巧。 综观刘震云小说,从《塔铺》到《新兵连》再到《单位》、《一地鸡毛》及至他最新的两个长篇《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我们不难发现其小说叙事人称运用的变化轨迹。 《塔铺》、《新兵连》是第一阶段。刘震云所采用的第一人称叙事,叙事人“我”是参与情节发展的。故事在“我”的眼中展开,这种叙事把心理描写限制在既是叙事人又是人物“我”的范围之内。 《一地鸡毛》、《官人》、《单位》等则采用第三人称叙事,属于刘震云叙事人称运用的第二阶段。第三人称叙事人属于所谓“虚构世界”的“上帝”。他知道小说里每一个人的心理活动和每一事件。在刘震云的第三人称叙事小说中,叙事人严守“不介入”原则,即不直接评论事件或人物,作者的态度只有通过叙事语言的语气来把握。 《故乡相处流传》则属于第三阶段,虽然又采用第一人称,但与第一阶段第一人称不同。这里的叙事人既可以参与情节直接评论人物,同时又能像第三人称叙事那样直接进入其他人物的内心世界。 刘震云叙事人称技法的变化并非“纯技术”的探新,这是和他本人描写重心的变化相吻合的。即针对不同描写对象选择最适合的叙事人称手段。 《塔铺》、《新兵连》的自传色彩很浓,作家在关注“一群”处于命运转机的人的同时,对作为一群人中的“我”则倾注了更多的情感。这时运用第一人称叙事十分自然。《塔铺》有一个非常“老式”的结尾方式(写景、分离、抒情): 暮色苍茫,西边是最后一抹血红的晚霞。 我走了。 走了二里路,我向回看,爱莲仍站在河堤上看我。她那身影,那被风吹起的衣襟,那身边一棵柳树,在蓝色中透着苍茫的天空中,在一抹血红的晚霞中,犹如一幅纸剪的画影。 《塔铺》是刘震云的成名作。作者在《塔铺》中已显露了叙事语言的机敏,甚至有些刻薄的倾向。但是,他在这篇作品里叙事语言抒情和感伤的一面更值得注意。引文中这样富于诗情画意的叙事语言在小说中仅此一例。《新兵连》也有一个分离性结尾,写到三个月“新兵连”生活结束。排长送我到车站,这是个非常落寞的场面。前面还夹带了一个坏消息: “信上说,老肥死了” …… 火车已经嗷嗷进站了。 “我们走吧”排长说。 我们背着背包,向车站走去。 两个分离性场面,都呈现一种叙事语言所表现的外倾的情感投注。这在刘震云第二阶段是没有的。因为是第一人称“我”在叙事,所以分离性场面中共同的感伤气氛很自然地在言语中体现出来。 告别《塔铺》、《新兵连》后,刘震云又把重心投向都市机关大楼中大小人物尴尬的生存处境。这时的刘震云完全摒弃了感伤和自恋的自我观照,以一个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视角审视官场、城市文明幕后复杂的关系。这时候我们发现刘使用第三人称的“全知型”的叙事方法更加得心应手。这个总是“在场”的叙事人聪明、睿智,他不指陈或评论什么,但总是把我们熟视无睹、耳熟能详的事实通过不动声色的叙事语言“原生态”地呈现出来,形成叙事人与读者共同认可的荒诞感以及审视这些荒诞事实的平常心态。 从批评界的态度和读者的反应看,第二阶段是刘震云叙事语言运用最为圆熟的一个时期。《单位》、《一地鸡毛》等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都是产生于这个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刘震云在他最新的一部长篇《故乡相处流传》中又重新使用第一人称叙事,但这和他第一阶段那种视角有限的第一人称叙事又有质的区别。这是一反刘震云以往写实的笔法的。作品的所谓四个历史时期:东汉末年、明初、清代、大跃进时期,人物再生轮回,古代话语与现代话语贯通,叙事语言呈现突梯、滑稽的特色。这种第一人称叙事还不受“我”这个情节参与者的限制,既可以有自己的心理独白,也可以进入别人的心理。这一叙事手法从修辞效果看有两个便利:首先,排除了一般第一人称叙事范围的局限。其次,这种看似荒诞的叙事方法,使叙事语言产生了喜剧效果。“我”随时在叙述时频发“怪论”,而这又是第三人称叙事所不能及的。 刘震云叙事手段的发展过程是和他小说主题和题材相对独立的三个阶段大致吻合的。描写个人经历和情感的运用第一人称叙事;揭示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的一类则用第三人称;而反思历史变迁一类的则采用了他独特的“全知型”第一人称。这种变化,显然是作者为了最好地表达自己意图,在修辞上的有意识的选择的结果。《故乡相处流传》的叙事方法、叙事语言是否成功,现在定论为时尚早,但作家在修辞上敢于突破自我的尝试应得到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