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南方长江流域楚文化孕育出来的伟大学者和诗人。他的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一辈子都与楚文化具有密不可分的深层联系。而楚文化则是一个巨大的魅力无穷的远古文化原型，对郭沫若的精神个性给予了深刻的影响和发展的基础。在郭沫若著作谱系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与楚文化相关的：诗集《女神》、《星空》，剧作《屈原》，还有几乎延续了半个世纪的楚辞研究活动的学术论集《屈原研究》，都可以视为对楚文化这一巨型文化原型的一再反顾和多重审视。通过这些作品，郭沫若不仅以一种历史追索的理性精神研讨了楚文化的存在本源，澄清了这一文化领域的重大历史疑难，而且还以诗人的敏锐发掘了楚文化系统中包孕着的不尽生命力量，给二十世纪新诗发展提供了一种无尽的创造性潜能。本文从郭沫若与楚文化关系这一维度出发，系统地论述郭沫若这一文化巨子存在的文化原型作用，并对郭沫若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提供一种新的阐释视角。 一、郭沫若早期诗歌与楚文化精神 郭沫若首先是作为一个极富创造力的诗人走入文化视野的。他的早期诗歌尤其是“五四”前后的新诗，以一种狂飙突进般的气势和奇幻的美学特征开创了新诗的浪漫主义天地。这种对中国传统诗歌的冲击力量，一直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来自郭沫若接受的西方文化尤其是以斯宾诺莎和惠特曼为代表的泛神论的影响，甚至郭沫若也直称《女神》“有些泛神论的倾向”（注：《创造十年》，见《沫若文集》第7 卷，第58页。）。它那种蔑视偶像权威，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的精神向度和“物我无间”的诗歌意象表现，都与西方现代精神有渊源关系。早在1923年闻一多就指出，《女神》“不独形式十分欧化，而且精神也十分欧化”，并严厉地批评了“《女神》之作者对于中国文化之隔膜”（注：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仿佛《女神》完全超越了中国文化的范域。 但是，究其实质，郭沫若早期诗歌创造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楚文化的关系至为密切。郭沫若接受欧美现代文化精神的感召与呼唤，却在文化潜意识层面表达了楚文化原型的深层影响。换句话说，郭沫若置身于二十世纪初中西文化的强烈冲击中，其诗风与世界文化、时代思潮的关联是自不待言的，但他所在的本土文化的影响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前提性条件，它甚至决定着影响的性质、方式和程度。即使是对外来文化“拿来”，楚文化也构成了其类似伽达默尔所说的“前理解”（Pre —Vnderstanding）的重要文化基础。从这一点看， 《女神》的泛神论作为一种诗歌创作的内在精神，在楚文化本体原型中就可以找到其渊源和踪迹。郭沫若曾说：“我和周、秦诸子接近是在十三四岁的时候，最先接近的是《庄子》，起初最喜欢他那汪洋恣肆的文章，后来也渐渐为他那形而上的思想所陶醉。这嗜好支配了我一个相当长远的时期，我在二十年前曾经讴歌过泛神论，事实上是从这儿滥觞出来的。”“《庄子》书是我从小时便爱读的一种，至今还有好几篇文字我能够暗诵。 ”（注：《庄子与鲁迅》，《郭沫若全集》第19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4～67页。）所谓“泛神论之滥觞”， 见于郭氏第一本诗集《女神》，其中有《三个泛神论者》一诗，后两节是赞颂荷兰的Spinoza和印度的Kabir的，首节则是赞颂庄子：“我爱我国的庄子， ／ 因为我爱他的Pantheism，／因为我爱他是靠打草鞋吃饭的人。”《女神》中的“匪徒颂”诗序也引用《庄子·箧篇》的话。 泛神论其实非并西方所专有。在远古人类的原始思维中，泛神论是一种相当普泛的文化特征。 楚文化中的泛神论则更为显豁， 甚至楚辞文学中的某些篇章就成为泛神论思想的直接宣谕。 王逸《楚辞章句》谈到“九歌”的创作起因就谈到楚文化的泛神论：“《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 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 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 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 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闻。”朱熹《楚辞集注》也说：“…… 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荒淫之杂。 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 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是以其言虽若不能无嫌于燕昵， 而君子反有取焉。”这些历史性阐释不仅揭示了楚文化的泛神论存在， 而且更表明了屈原诗歌创作与楚文化泛神论的相互联系（注： 参阅拙作：《〈离骚〉与巫风文化》，《上海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由此可以发现， 屈赋文学之辉煌绚丽，成就卓越，与楚文化泛神论的浪漫主义基因影响是分不开的，并因此而形成楚文化泛神论文学源头。 郭沫若早期诗歌的确具有明确的泛神论因素， 追溯其渊源则无疑是楚文化泛神论的浸润作用。 原型批评理论家N·弗莱曾指出， 文化是在原型的影响和作用下的一种有序性演化。在艺术中，原型就是“典型的即反复出现的意象”，它“把一首诗同别的诗歌联系起来，从而有助于把我们的文学经验统一成一个整体”（注：N·弗莱：《批评的解剖》； 叶舒宪编《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大出版社1987年版。）。郭沫若早期诗歌创作原型大多来自楚文化。 从大量史料可以看到，中国神话存在渊薮在楚文化圈内。这与楚文化力图用原始型思维直观地认识和概括世界有很大关系。与北方黄河流域的社会人伦型文化不同的是，长江流域的楚文化侧重于对自然和宇宙的把握。因此，泛神论在楚文化中并不是一种理论界说，而是一种用形象或意象的有生命方式的命名来探知宇宙自然的神秘奥妙，这就形成了有关日、月、星、辰和自然万物之生成与起源的神话性幻象，也就塑铸了楚文化第一批自然宇宙意象的巨大原型。 郭沫若早期诗歌创作承续楚文化宏大的自然宇宙意象。《女神》与《星空》这两部诗集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楚文化太阳意象的运用（或准确说是光明意象的运用）（注：萧兵《在广阔的背景上探索》（《文艺研究》1985年第6期）称：“《楚辞》 里确实潜在着一个太阳崇拜系统”。姜亮夫《楚辞今译讲录》指出：“屈原的作品里用得特别突出的是光明崇拜的问题。光明崇拜在屈原作品里多得不得了，例如关于‘十日’传说，曦和的传说，都是从光明崇拜来的”。）。《女神》中一轮新升的太阳， 把火的激情铺满了整个抒情空间。“ 太阳啊！你请把我生命照成道鲜红的血流！太阳啊！你请把我全部的诗歌照成金色的浮沤！”（《太阳礼赞》）《女神之再生》改造了女娲补天的神话，女神们再不愿做修“补”的工作，她们炼就了五色石，“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日出》则呈示了太阳辉煌壮丽的照临人间的宏伟景象：“哦哦，环天都是云火！好像是赤的游龙，赤的狮子，赤的鲸鱼，赤的犀。”他歌唱太阳：“光的雄劲！玛瑙一样的晨鸟在我眼前飞腾”，“那一切的晴云，被亚波罗的雄光驱除干净！”在《浴海》中，“太阳的光威，要把全宇宙来浴化了！”还有《新阳关三叠》，把云霞染得如蔷薇花色似的初夏傍晚的太阳，以及《金字塔》有如“太阳的象征”的金字塔，这些炽烈奔放的太阳意象，构成了《女神》诗篇的主旋律。 与太阳意象相伴随呈现于郭沫若早期诗歌创作中的是另一种宇宙意象：月亮、星群。《星空》诗集中，一个纯洁晶明的月亮意象群，在它苦闷惆怅的情绪表现的世界中闪烁：《星空》、《洪水时代》、《静夜》、《新月》、《天上的街市》、《广寒宫》诸诗篇，把意象和情感编织成自由和谐的超现实世界，寄托了诗人高尚的人格和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