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是一种与苦难有着密切关系的艺术——当然，这种苦难并不是指生了一场大病或者失去了躯体的某个部位，它是指精神。真正的小说，从来都是对人类存在境域及其心灵伤痛的深切体恤与抚摸。作为一个终日与灵魂打交道的人，作家存在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他必须直视人类生存的苦难，必须对人在历史、社会以及自我的抗争过程中所遭受的种种心灵疼痛作出独抒己见的表达。作家的心灵质量直接决定着作品的深度与力度。至于作家用什么样的话语方式来表达，那是作家自个儿的事。譬如大胡子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他们喜欢用冷峻批判的方式，契诃夫、马克·吐温他们则爱用不动声色的讽刺和幽默的手法，艾特玛托夫对梦态抒情却情有独钟，而卡夫卡则异常迷恋变形夸张的手段……这都没有影响他们成为世界文学大师，关键在于，他们的写作都是直陈人类内心的疼痛，都对人在社会历史生活中的精神状态作出了准确的反映和深刻的判析。 明白了这种看似简单的道理，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东西的长篇新作《耳光响亮》。作为晚生代作家群中的一员，东西并不是以作品的数量饮誉文坛，而是凭借极具个性的小说质量引起大家的关注。从《没有语言的生活》、《迈出时间的门槛》到《溺》、《我们的父亲》等等小说，无一不体现了作家对人类生存困苦的独到洞察，对现实境域中人的心灵焦灼的念念不忘。尤其是《耳光响亮》，通过对记忆与经验的双重叙事，在重构历史与心灵之间微妙关系的同时，把人的生存理想、成长过程与社会背景巧妙地糅合在一起，以极富个性的青春话语深刻地展示出六十年代出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青年心灵成长的苦难史。 《耳光响亮》把叙事时间择定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历史时期——对于政治，它是由彻底拨乱走向全面反正的关键时期；对于社会，它是由集体创伤走向完全苏醒的理疗时期；对于人民，它是由苦难记忆走向迎纳希望的调整时期；而对于那些成长中的青少年，它却是艰难的告别与迷惘地寻找的“人生转型期”——正是在这种极为独特的社会背景中，以牛氏三姐弟为代表的人物出场了。他们想告别“文化大革命”记忆，却又时时不自觉地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生存方式制造着生活的酸甜苦辣；他们四处寻找着理想的奋斗目标，却又被不断变化的生存现实所扭曲和错位。这个特定的时域，既是作家本人生存履历中最为生动的一个阶段，又为作家潜入人性内部、打探生命内在的创伤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历史通道。 站在这个独特的历史之境中，东西精心选择了牛翠柏这个人物内视角，让他以见证人的身份开始对成长的苦难进行历史的复述。由于他是小说事件的“在场”主体，所以每一次生活动荡都构成了他的心理创伤；由于他位于小说主角的边缘，因此他又有了旁观者的清醒和准确。这个不谙世事而又必须时刻直面世事的叙述者为小说的记忆叙事打开了一个独特的话语空间，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那种生存的痛苦与诗意的理想奇妙地缠绕在一起，不幸的遭遇与精神的贫乏却把生活激活得鲜嫩无比。小说的主体事件是牛正国的突然失踪所导致的整个牛家的解体。面对父亲的消失和母亲的离走，牛红梅、牛青松、牛翠柏这三姐弟开始了相依为命的生活。这里，东西彻底抛开了权力话语对人物成长的制约，无论是作为社会秩序的权衡机构学校，还是作为生存道德的培养基地家庭，对于牛氏三姐弟都已不复存在。突如其来的灾难被无人管束的放纵自由所代替，传统伦理的正常教育被青春激情的全方位迸射所消解，这使得他们在直面庞杂的社会现实时，不仅失去了必要的心灵关怀，也失去了正确的价值引导。同时，由于“文化大革命”记忆的注塑，传统文化教育的疏离，以及青春期少年本身的非理性躁动，他们不可能理解人生的道义、责任和义务。生存价值观的缺失，使他们不可避免地步入一种伤害与被伤害之中。 这种伤害首先就集中在对母亲何碧雪和姐姐牛红梅的人性褫夺上。何碧雪在失去丈夫和家庭重荷的双重盘压下选择与金大印结合，原本是为了挽救濒于溃散的家庭，肩负起孩子们成长的责任和义务。但是，牛家三姐弟却用超越人伦的辱骂和一系列乖张的行为将之击得粉粹。与物质上的困顿相比，何碧雪更感痛楚的是来自心灵上的凌辱，因为这种凌辱不是源于政治、道德、伦理等外在形态，而是基于血肉亲情的不理解，是她的亲生骨肉的一次次彻底而坚决的反击。她用最为质朴的母性精心地关照着三个孩子，无论是别人捉奸牛红梅时她挺身而出，还是定期给三个孩子生活费，都证明了她作为母亲的韧性基质。然而，当她最后带着木然的眼光看着自己的女儿走进金大印的新房，她已感受不到、或者她已不相信几十年的爱却再一次对她构成伤害。她以整个生命的奉献和最后的一无所有，完成了人性内在的悲剧实践。爱和伤害，在扭曲的人性中被强制性地统一起来。 牛红梅的伤害则来自于青春期的情爱。她的存在际遇实质上是用现实苦难彻底地支解了有关爱情的所有神话。她试图用少女最为可贵的无畏和纯真去寻找她的情感归宿，然而没有浪漫与温情的现实以其极为冷酷的手段消解了她对生存的诗意怀想。在与刘小奇的纯真初恋中，她勇敢地直面外在势力的凌辱，却没想到被牛青松无知的“复仇”所埋葬。当她与杨春光相爱并结婚后，她以巨大的牺牲精神完成了作为妻子和女人所应尽的所有道义和职责，而她换回的仍是婚姻的失败和理想的溃灭。她抗拒着一切堕落的行为（包括拒绝给刘小奇作按摩小姐），以特有的顽强寻找一个女人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可是，她不是被北京的“苏超光”所骗，就是被自己的弟弟所出卖。这里，东西并不仅仅用这样一个人物来演绎有关命运的某种不幸，而是通过她跨越巨大时空的寻找与失败，表明了作者对诗性存在的质疑：那些用真诚浇涛起来的爱究竟在哪里？因为穿越牛红梅整个情感历程的，似乎只有“欲望”二字。物欲、肉欲、名欲从不同的角度全方位地剥夺了她相爱的权利。在爱与欲望的永久性对峙中，她像那位老堂·吉诃德战风车一样，韧性越强，挣扎越努力，悲剧性也就越深刻。 与何碧雪和牛红梅相比，牛青松与牛翠柏的苦难似乎更具悲剧震撼力。因为他们不仅仅是一个被伤害者，同时还是一个伤害他人的能手——这个“他人”不是别人，而是给了他们生命、爱和成长关怀的亲人。他们以少年特有的反叛精神和对自我伦理“尊严”的捍卫，陷入了伤害与被伤害的怪圈。从发生学的意义上看，他们每一次伤害亲人的行动，都是为了维护某种潜在的自尊，而当他们完成了那种“尊严”维护之后，他们却没有看到（也无法看到）自己已对人性的某些基质作出了更深的摧残。无论是他们攻击、凌辱金大印，还是引诱宁门牙强暴牛红梅，都显示了特殊时代的意识形态所培植的青春在畸变过程中的癫狂性。正是这种带着深刻的历史痕迹的人格，促成了他们作为一个受害主体又在愿望与效果的巨大反差中，不自觉地步入了施害者的行列。特别是到了最后，牛翠柏竟然为了三十万元的电视赞助费再一次出卖姐姐的幸福，从而把这种伤害推向了极致，也使小说在内蕴上直入生命本质的悲剧中——由爱而生恨，由恨而生复仇，由复仇而导致自我残害。然而，支撑这个悲剧过程的文化背景，却是我们特殊的历史话语对青春的扭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