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鲁迅的《呐喊》、《彷徨》中，《狂人日记》、《长明灯》和《社戏》、《故乡》是两类叙事风格截然不同的作品，但是，它们内部的深层结构却是极为相近的。在这些作品中，都存在着一种自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在此，自然总是和人性的要求一致，而社会却与人性的要求相悖离，因而以自然抗击社会便成为这些作品共同的价值取向。 《狂人日记》、《长明灯》中的“狂人”和“疯子”一向被认为是“精神界之战士”的象征，是鲁迅彻底反封建战斗精神的高度写照。但是，人们却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鲁迅为什么要以“狂人”和“疯子”暗示自己的主观战斗精神？为什么在鲁迅笔下的众多觉醒者中只有“狂人”、“疯子”才毫不妥协地战斗到底？关键在于“狂”和“疯”。“狂”和“疯”可以使人完全丧失社会理性而回归自然本性。也就是说，鲁迅借助于“狂”和“疯”把人变成一种“自然人”，把人从社会关系、历史、文化的链条中抽离出来，完全、彻底地斩断人与社会理性的一切联系。人，在摆脱了社会理性的制约、压抑、束缚以后，呈露出自我的真实本性，这时，鲁迅自我的精神才能够充分的移入对象。因而，狂人在高度的自我真实状态中，达到了对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刻而广泛的认识：“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相反，当“狂人”的精神恢复常态以后，也就意味着他又退回到原有的社会、历史、文化的秩序中，他的作为人的天性又重新被社会理性淹没。这时，他也仅仅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封建知识分子。《狂人日记》的文言的序与白话的本文恰恰就是社会和自然对立的深层结构的外化。文言的序是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隐喻，人的本性在这里被遮蔽，人只能因循社会理性所给定的价值观念行动，为社会理性所塑造，毫无自我可言。白话本文的疯言疯语却是人的真实本性的呈露，在此，一切既定的价值观念都被彻底弃之不顾，人在恢复自我以后达到对自身及整个历史、文化、现实的认识。 在《社戏》、《故乡》这类作品中，同样存在着不同层面的自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王富仁先生说，《社戏》“它里面有着嘈杂的都市生活与恬静的农村生活的对立，有粗俗自私的城里人与亲切和善的农民的对立，有愚陋倨傲的成人与聪明天真的儿童的对立，有矫饰的贵族化的都市文艺与朴素的平民化的民间文艺的对立，有充满生存竞争的纷乱社会与优美宜人的大自然的对立。这些对立，说到底，实际便是社会与自然的对立。”（注：《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在《故乡》中，这种社会与自然的对立则体现在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对立。儿童是天真的、纯洁的，是人的天然本性的集中体现，儿童之间也是亲密友善的；成人却是愚昧、麻木而又痛苦，早已被社会理性所异化，成人之间是一种等级关系，人与人之间充满了隔膜。人，在儿童时代靠天性而生活，是一种本真状态，而长大成人一进入社会便丧失了真性。这种结构和《狂人日记》是相同的。 总之，无论是《狂人日记》、《长明灯》，还是《社戏》、《故乡》，都共同体现出经社会理性所污染、浸淫的人的自然天性高于被社会理性所塑造的人。自然即人性，社会即是对人性的压抑和束缚。因而，向往自然，亦即渴求人性的自由、解放。 这里必须注意，所谓“自然”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范畴，而是一个意义或价值的范畴。“狂”和“疯”所呈现的自然本性，并不能和精神分析理论中的“本我”概念相提并论。弗洛伊德人格理论中的“本我”所指涉的是一种纯粹科学意义上的人的本能，所以，它是中性的。对于本能，弗洛伊德主张压抑一部分、实现一部分、升华一部分。《社戏》、《故乡》中的儿童、乡村，也并不指向生理学意义和物理学上的意义。以往在这方面多有误解。这里的“自然”是一种价值的隐喻，它的所指是一种无压抑的、自由的人性状态。所以，皈依自然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反社会、反历史、反文化的倾向，无论那些自然主义者怎样激烈地否定社会、历史、文化，他们实际上仍然是反叛社会、历史、文化的压抑。在五四时期，崇尚自然的精神就极为强烈。儿童成为文学重要的表现对象，人们在追寻逝去的童年，领悟着“自然之本相”。劳动者，尤其是人类文化学意义上的农民与自然的关系受到热情的赞颂，民歌民谣被引入诗坛。民间文学、民俗学都受到人们空前的重视。这些都和五四追求人性解放的精神联系在一起。鲁迅说，自然天性，“只要心思纯白，未经过‘圣人之徒’作践的人，也都自然而然的能发现这一种天性”。“没有读过‘圣贤书’的人，还能将这天性在名教的斧底下，时时流露，时时萌蘖；这便是中国人虽然凋落萎缩，却未灭绝的原因”（注：《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一再强调“未经过‘圣人之徒’作践”、“没有读过‘圣贤书’的人”，才具有这样的天性，显然是针对封建文化的。 鲁迅小说的自然是反封建的、对人的自由的渴望。但是，这里的“自然”所隐喻的自由，又有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狂”和“疯”所指涉的自然，是人的生命意志和强力，具有猛烈的挑战性、攻击性，是自我的向外扩张。狂人、疯子都坚定不移、不屈不挠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任何外在的人或物都无法改变他们的决心和信念，他们没有犹豫、没有畏惧，孤独而勇敢，给人一种横空出世、狂傲不羁、一任自我生命冲动的巨大的力量感，散发着一种沉郁悲壮的阳刚之气。这种自然所隐喻的自由，是人的自由意志。《社戏》、《故乡》中作为自然的儿童、乡村，是一种生命圆融的隐喻，具有和谐、完善的情致，给人一种清新、纯净、恬静而又质朴的亲切感，洋溢着一种诗情画意的阴柔之美。这种自然所隐喻的自由，是人的自由境界。自由意志作为一种主体的外向扩张，是“轨道破坏者”，狂人、疯子“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注：《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是从外部扫除人性自由发展的障碍。自由境界是内向的精神超越，从人性内部涤清人性自由发展的障阻，是人的心灵的净化。所以，自由意志与自由境界对立而又互补，共同构成鲁迅“致人性于全”的人生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