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宗教与科学的认识，包含着他全部思想史的一贯思考内容，传达着早期精神世界里最具体的真实消息。在其认知结构中，宗教与科学自身都具有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二元结构和双重作用，形成了具有辩证色彩的悖论：“信之失当，而嘲之则大惑”（注：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在悖论的第一个判断中，鲁迅以科学理性否定宗教的非理性原始崇拜；在悖论的第二个判断中，又以现代主义精神来否定科学至上主义。这一思考，可以视为19世纪科学理性主义与20世纪非理性人本主义哲学，在鲁迅早期思想内容和思维方式上的共同反映，也就是说，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作为两种对立的思潮，在影响鲁迅早期思想内容的形成的同时，也引起了他思维逻辑上的变化。因此，从理论与实践，抽象与具体的辨析之中，去把握早期鲁迅宗教观的价值和意义，是完整、全面认识鲁迅文化选择的重要途径。 宗教的起源：“形上之需求”的人类精神 鲁迅对宗教产生之精神根源作出了深刻理解：宗教“乃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因为“倘其不安物质之生活，则自必有形上之需求”。这是鲁迅从宗教本体论出发，而对宗教起源及其本质所作出的一种判断。他并没有用一般的政治哲学的观点，来对宗教的具体社会作用作出是非的评价，而是从人类生存的角度，来肯定宗教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普遍的人类主体的精神状态。“宗教由来，本向上之民所自建，纵对象有多一虚实之别，而足充人心向上之需要则同然。”所以，鲁迅既肯定了古希腊和希伯来的一神教，也更表示了对中国远古宗教泛神论的拥护。从历史的发展中，他看到了宗教的这种“向上”的精神需求在人类文化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那种忧国忧民的悲壮执着乃至狂热，似乎都带有一种宗教情感。宗教情感是一种“形上之需求”，是对物质世界的超越，是人对自身在世界和历史中的价值意义的追寻，构成了人生的“终极价值”。宗教也许与其它文化部类不同，终极价值的需求是其唯一的目的。它在内容上表现为人对生命和世界根本意义的理解和阐释，而这一内容总以一种狂热的情感形式来表达。鲁迅早期的宗教观与当时一般中国知识分子显著不同的是，他肯定中国古代文化素有宗教意识，肯定中国人素有“形上”之宗教情感。沿着这一命题走去，使他与当时中国最为先驱的一群知识分子划开了界限。因为，无论当时还是后来的学者，对于中国无宗教，中国人缺少宗教精神的结论都是极为普遍的。然而，过早地品尝到异化理论的药汁、过多地带有复古情怀的青年鲁迅作出了关于宗教起源的精到见解，又对中国文化的宗教素质作了夸张的理解。这样一来，一幅逻辑与实际错位的构图展现在我们面前：一个灿烂的太阳斜挂在子夜的天空。 既然宗教的起源属于这样一种形而上的人类精神，那么相对于西方基督教文化系统，中国文化就不是建立在一种宗教情感上的文化系统，它是一种缺少形而上的精神探求而止于世俗化的道德理性。“宗教”在中国传统词汇中始终处于一个非学术甚至非思想的位置。命运最好的时候，它的位置也不过是在“迷信”与“哲学”之间。古代人类社会和文化的结构往往表示为这样一种层次：物质世界——道德世界——宗教世界。中国文化发展到这中间环节时便停步了，因为在道德世界里，她已经创造了那些具有完整结构的社会所未曾有的辉煌。即使如此，由于缺少纯粹的宗教，传统的形而上学实际上就成为以人生观、人性论为基础的道德哲学。天地万物，道德为本。宗教构筑的是一个形而上的世界，它由一个或几个“神”来统治。人类宗教最初都起源于巫术，但中国文化的早熟性使这种原始的小神很快被人格神即道德理性替代，天国就在人间。如果宗教不能从巫术的母体中正常分娩，那么，到了文化成型的时代，也不可能有第二次出生，即不能从精神层面上把伦理道德体系上升为一种宗教思想体系。在中国，被称为“准宗教”的儒教差不多做到了这一点。纯正宗教要落脚，要获得像西方文化中基督教似的地位，就必须取代道德理性然后还得走向王权。可是，中国的王权已找到了最适于自己的婢女，它已被严密而强大的道德系统——儒教高高托起，纯粹宗教便只好走开。最后，它只能以一种文化系统的形式整体地由外部进入中国。 鲁迅本意显然不在于要营造一个中国文化的宗教世界，但却肯定了一种执着向上的宗教精神、迷狂的宗教情感。这于中国于人类是有意义的。他关注的是人，是文化，而把宗教作为人类生活或民族人格的一大特征来考察和评价。他对宗教本源的探究，所依据的是宗教在人类的精神历史和文化进程中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而不是神学的价值体系。如果从这一点来理解鲁迅早期宗教观中的宗教本源说和中国文化、民族的宗教素质论，可能更迫近于鲁迅“立人”或“改造国民性”的总体目的和终生追求。很明显，他的宗教观并不是始于宗教而止于宗教的。我觉得，鲁迅的宗教观在某一层面上是暗合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出发把宗教视为“精神鸦片”的同时，也从人生哲学的意义上肯定了宗教的形而上的精神价值。恩格斯认为宗教的强大力量“并不是来自外面，而是来自人的本性”，“即使是最荒谬的迷信，其根基也是反映了人类本质的永恒本性，尽管反映得很不完备，有些歪曲”（注：《马克思恩格斯丛集》第1卷第647页。），这种阐释虽说是思辨的，但却也肯定了宗教精神的人本主义层面的积极意义。这样，甚至一种很明显的属于彼岸世界而否定现存社会所有价值理性的宗教，也便具有了积极的文化意义。于是，在鲁迅早期文化选择中，最具思辨意味的宗教观，也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当然，他提出的仅仅是一个未能充分展开，就被自己用文化批判的世俗态度和现实行为所改变了的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