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自1993年的“长篇小说年”后长篇小说创作一直呈迅猛之势，泱泱之态。1995年长篇小说出版量已达每天平均两部，而1996年激增至800多部，“长篇现象”成为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坛景观。 至于97年度长篇小说的出版量现在尚难统计，估计不会低于95年度的水平。当然，大面积的多产并不意味着高品质的优产，因此评衡97年度长篇小说创作的总体状况更有赖于对其艺术质地和美学品性的把握。在此有必要说明一句：本文对97年度长篇小说创作的概览和考察，也包括虽是96年年底出版但出现在图书市场尤其是产生影响已是97年度的作品在内。 一 面对97年度色彩斑斓的长篇小说创作景象，我将按照惯常的分类方法予以描述和评点。 97年度最受人关注的长篇作品是具有鲜明的写实主义风格的“公民叙事”体小说，这类小说的特点是以“公民意识”或从“平民立场”和“民间角度”来书写社会“公共生活”中人们所关注的现象，写实化的叙事策略和现实主义责任感都表现得比较充分。其中又以延承去年的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创作潮流的像张宏森的《车间主任》、刘醒龙的《寂寞歌唱》、周梅森的《天下财富》、向本贵的《苍山如海》、宋聚丰的《苦土》，谈歌的《城市守望》、关仁山的《福镇》、肖克凡的《原址》（后三部均以“缩写”形式首刊于《小说家》上）最为典型。这些作品表现出强烈的关注现实、不迴避苦难的当下品格，绝大多数把目光和笔触直接切入当前改革的两大焦点：大中型企业与基层机关或农村，并以对基层生活的熟稔，对民情的深入细微的体察见长。如《车间主任》用一种朴素的笔触和平民化的艺术视角写了车间、家庭、个人遭遇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将普通人的生活情趣表现得生动感人。在写法上它吸取了“新写实”的长处，表现生活的“原生态”，作品写得满满当当、充充实实，但又避免了“新写实”的“零度叙述”，体现了一种温柔的人道主义精神。其他的上述作品也都是以平民化的叙事立场和平实化的艺术表达取胜。 而毕淑敏的《红处方》、王蒙的《踌躇的季节》、柯云路的《东方的故事》等作品与前面所提及的小说是同一类型的另一种具体表现形态。它们采取的“公民化”的叙事立场和原则，在对现代公民责任感的确认中试图于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寻找协调的对话方式，并由此提供一种对社会“公共生活”痛苦而执着的艺术表述。如《红处方》是以“我”化装成病人住进戒毒医院进行采访为线索来展开故事和表现各类人物、事件。作品借助写实手法描写这个戒毒医院的形形色色的悲喜剧，叙述笔调冷峻凝重，形成一种沉郁、凝重的美学风格，既有悲剧文体的特点，又兼备“体验现实主义”的特征。尤其是作品着重叙写了戒毒医院院长简方宁的悲剧性人生际遇，从而折射出叙事主体鲜明的身份、立场和态度：把对人的热情关怀与悲悯同冷静客观的叙述笔调结合起来。因此，小说似乎在写吸毒、戒毒等某一社会现象，但它的内在的潜意蕴又远远超过一般的社会问题小说，具有较大的涵盖面和抽象性。 二 以城市化为背景反映新生的市民阶层和中产阶级生活的长篇小说的兴盛，恐怕是97年度长篇小说特有的现象。这类小说亦可分为两支：一是“市情商态”小说，二是“世情生态”（或称“城市民谣”体小说）。 “市情生态”小说的大批量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得力于世纪末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社会文化土壤的培植与催发。从审美感受上来说这些作品具有成熟的90年代气息，充盈着勃勃腾发的世纪末欲望。具言之，在有关作品如王庆辉的《钥匙》、邱华栋的《城市战车》、林哲的《晚安，北京》、矫健的《红印花》、王刚的《在男人背上舞蹈》、文夕的《罂粟花》中，那些精神文化富有而物质相对匮乏的主人公们其中的大多数像巴尔扎克笔下的外省青年拉斯蒂涅一样带着用“青春赌明天”的决绝闯荡到现代化大都市。然后他（她）们马上发现，既创建了辉煌的文明又培植了丑恶和腐朽的现代大都市对于这些“闯江湖”的外省青年要么是熟视无睹不屑一顾，至多也只是表现出虚伪的矫情。他（她）们根本不可能真正进入城市生活，但又不甘心命运的任意盘弄，这才有了主人公们对物欲化都市的迷乱性的反抗。稍有不同的是，王刚笔下的贝宁、《晚安，北京》中的百灵、《罂粟花》中的霜儿则是凭借“女性”的独特“优势”——“在男人背上舞蹈”来谋求生存和予以无可奈何的抗争。其实何止是外省人，即便是《拒绝浪漫》（杨东明）和《找不着北》（赵强、郭桐堃）中那些城里生城里长的主人公们，在世纪末极端物俗化的都市文明中倘若真要寻觅到一种“潇洒走一回”的感觉，必须以人的“异化”为其代价。而《拒绝浪漫》中的儒商楚枫、《找不着北》中的两位昔日京城名记者因此也沦变为由现代都市文明所培育出的“恶之花”。 要言之，“市情商态”小说对于现代都市文明的“拷问”是冷酷而绝情的，它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都市文明的愤激和否定。而是在社会转折、时代转变、经济转轨、文化转型的大背景、大思路下去凝视并剖析“都市”，进而表达作者们的一种精神追问和文化省视的态度。 相对而言，“世情生态”或“城市民谣”体小说的创作来势不如“市情商态”小说，由于其创作渊远流长，人们见惯不惊。与“市情商态”小说不同，它看中的是城市中市井细民的世俗化的生态情境，其主人们所拥有的只是物质和文化素养的双重贫困，而且，他（她）们基本上是属于安守本份、知足常乐的“小市民”，即便是震撼世界的中国式的改革开放在某种意义上似乎也难以改变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习性；其日常生活也每每交汇于古与今、新与旧、历史与当下的浑融中。像范小青的《城市民谣》（前所指称的“城市民谣”体小说即来源于此）、刘庆的《风过白榆》、苏童的《菩萨蛮》、鲁彦周的《双凤楼》所抒写的几乎都是发生在尚未被现代商业文明所浸染的“小城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