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诞生，为古老的中华民族带来青春气息，而先期体现当时社会风貌的文学，应首推诗歌。“在我们的记忆中，象《放声歌唱》和《向困难进军》这样的诗，以前还不曾有过。他们的激情而充满朝气的诗句，开创了一代诗风，成为最有代表性的时代风格的诗”（注：谢冕《共和国的星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63 页。）。在回荡着纯真和浪漫气息的诗句里，“黑暗久远地消亡了，／随太阳一起／滚滚而来的／是胜利和欢乐的高潮”（郭小川：《向困难进军》）。 诗歌的青春气韵，固然在以浪漫的想象憧憬未来，以铿锵的旋律抒发理想，却也体现在诗的字里行间，诗人对新的、尚在朦胧的生活意向的体察和感受，带有青春期的敏感、躁动不安，以及随之而来的纷纭复杂的思绪。作为一种创作心态，它对勘测未知领域有强烈的欲望，并以奔突不羁的情感形式，拓宽了原有文学母题的疆界。就此意义而言，公刘的诗《西盟的早晨》闪烁着惊异的目光，以“带着深谷底层寒气，／带着难以捉摸的旭日的光彩”的边陲清晨的云，来比喻新生活带给诗人的感受，比“凡是能开的花，全在开放，／凡是能唱的鸟，全在歌唱”的诗句，更富于意象生动的青春气韵。而当新中国诞生这一历史事件触发了诗人的灵感，何其芳的《回答》则以特有的情感意象，展现了诗人富于青春气质的丰润多变的心灵。1952年何其芳写这首诗的时候，尽管“鬓间的白发警告着我四十岁的来到”，但诗人的个性气质以及共和国酿造的青春心态，却无法用生理年龄来限定。诗人对新时代“奇异的风”明敏的察觉；对内心“甜蜜，又有一些惊恐”的感受微妙的体验；对他为赋“新诗”，却在诗中没有明言的一个“愁”字辗转的表述；对“永远留在人间，不要让／灰暗的老年和死神降临到我的身上”的希望热切的展示，以及最终决意“为了我们年轻的共和国”“象鸟一样飞翔，歌唱，一直到完全唱出你胸脯里的血”的“回答”，都充满青春想象的特质。 一、青春与生活 以诗的形式传递青春体验，虽然领时代风气之先，但将这种体验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叙事文体，却是当时的青春体小说。“青春”原指春季，草木一片青葱，故《楚辞·大招》云：“青春受谢，白日昭只”，杜甫《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一诗中“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做伴好还乡”的“青春”也指春天。由对青春的自然指涉引申为人的少壮年龄阶段，即指人的青年时代。青春体小说发生于50年代，它既是文学在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之后，对建国初期除旧布新时代的反映，对古老的中华民族所展示的青春风貌的描绘；同时又是对这一特定时代赋予作家的青春心态的抒发，有其自身的表现形态。把青春体作为一种小说类型，大致考虑到当时两部分作品，一部分作品含有这种小说类型的些许因素，因为不同类型的作品受同一时代风气的濡染，难免有相近之处，青春体小说的某些特征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在一般小说创作的整体氛围中；另一部分作品更集中、更强烈地反映了这种文类的特点，比如王蒙发表于50年代的作品就很有代表性。 与当时汇聚了青春意向的诗坛相呼应，王蒙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注：王蒙《青春万岁》，50年代曾在《文汇报》连载（见李希凡《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原载1957年2月9日《文汇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5月第1版。）也是以“序诗”开篇：“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是单纯的日子，也是多变的日子，／浩大的世界，样样叫我们好惊奇，／从来都兴高采烈，从来不淡漠，／眼泪，欢笑，深思，全是第一次。／”在小说创作中大量运用抒情笔法，使某些章节、段落更近似诗歌和散文，这是《青春万岁》在文体上比较明显的特点。如果用传统的眼光看，当时不满20岁的作者更象抒情诗人：由于对“生活的爱，这种被生活所强烈地吸引、强烈地触动着的感觉，使我走向了文学”（注：王蒙《倾听着生活的声息》，《王蒙选集》（一），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11月版。）。小说主要描写北京解放三年后，一群即将毕业的高中生的校园生活。伴随野营，学习评奖，班级学习成绩讨论会，新年联欢会，毕业和分手等一系列学生时代生活的展开，作品基本确立了以时间发展顺序为线索的故事结构。但小说给人印象至深的，却不是精心构制的故事段落，而是作者对“生活的爱”的情感的一次次喷涌。比如作品开始有一段描写，露营第一天，一个男同学故意把脚一横，把一本正经地提议大家去散步的袁新枝绊了一跤，可谁也不在乎，“他们又笑着跑走了。既然飞翔都不能满足青年的心，更何必谈散步呢？让青松的阴影交错，让金色的亭台旋转，让姑娘的裙子掀起来吧”。只有内心充满幸福感的年轻人才有如此旺盛的精力，不放过任何微小的人生末节，去尽情挥洒和炫耀自己亮丽的青春年华。在一定意义上，青春就是抒情的时代，人类在这个生存范畴内是以抒情的态度对待生活的。在《青春万岁》中，作者把他的抒情时代谱写成了一首赞美生活的歌。 然而，作者对青春和生活的赞许不是对等、平分秋色的，他更强调的是青春对生活的力量。首先青春有鉴别生活的能力。作品以色调鲜明的对比手法，表现了不同社会制度下人物的命运，将光明与黑暗、开朗与压抑，欢乐与阴郁等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感触传递给读者。这不仅说明作者对生活有明确的判断，也反映他对青春向上的品格充满了自信，他相信这种品格对生活中美与丑、善与恶具有敏锐的鉴别能力。70年代末，作者在回顾那段生活时曾说，当时“我好象突然睁开了眼睛，第一次感觉到解放了的中国是太美好了”，由于它给人印象至深，“甚至于当生活被扭曲、被践踏的时候，我也每每惊异于生活本身的那种力量，那种魅力，那种不可遏止、不可抹杀、不可改变的清新活泼”（注：王蒙《倾听着生活的声息》，《王蒙选集》（一），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11月版。）。其次，青春有选择生活的力量。像郑波、田林、杨蔷云、张世群、袁新枝等人物作为新时代的代表，他们充满阳光色调的性格，与呼玛丽、苏宁等人物的压抑阴郁构成强烈的反差。究其原因，郑波等人不是没有过去的生活经历，而在于她（他）们以青春的热情、锐气和力量，尽早地从以往生活的“痕迹”中得到超拔：“生活要求我作好多努力，我不含糊，那么，就干吧！”（郑波）而与他们相比，后一组人物的生活经历更复杂，因而也就更少青春的活力和锐气，更难摆脱与旧生活的瓜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