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代散文诗发展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生活和社会体制的转变，是根本性的，但对文学来说，因受其自身规律的制约，必然是过程性的。50年代初报刊上散文诗作品极为罕见的现象表明：一、翻天覆地、迅猛异常的生活变化必须化作散文诗作者的情感经验后才能表现出来；因为散文诗诉诸于读者的，是美感和想象，其短小的形式和心灵内省的特点，要求它只有把外部现象变成内在的个人经验时，才能进行散文诗的艺术建构。二、在社会体制转换之初，散文诗的作者队伍基本上是40年代战斗在国统区的作者们，他们不像生活在解放区的作家，能很快适应新体制下创作观念、题材、主题的全面转移，他们对新的生活、观念和表达策略，需要更长时间的体验与学习。 散文诗沉寂了六、七年。较早打破这种沉寂局面并在读者中产生较大影响的，是柯蓝的创作。他的早期散文诗大部分写于1956年，发表后结集为《早霞短笛》，于1958年1月出版。 他的诗情与灵感完全受着新生活的鼓动。他说：“至于我写这两百多篇散文诗本身，我也没有想到在这方面发扬什么，继承什么，我只觉得有一些话，有一些声音要喊出来，于是我就抓起笔写下来了。”（注：柯蓝：《早霞短笛·后记》，作家出版社1958年1 月版。）这种仅凭一时热情的无“根”写作潜伏着某种危险，但对当时急于要“放进我们今天的欢乐”的作者来说，是很难觉察的。作为新中国诞生后出版的第一本散文诗集，《早霞短笛》给人们带来了50年代亢奋、昂扬的劳动热情和革命的理想主义色彩，具有崭新的时代精神。同时，这新中国“第一本散文诗集”的第一辑，是以“我的赞美”命名的，——它提醒我们注意：散文诗已由40年代“啊，中国，我们真值得为你战斗”的主题（注：参见王光明《散文诗的世界》，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109—118页。），转向了“ 我的赞美”的主题。这种主题的变化，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在题材上，注意选择光明、美好的事物与场景；在情绪色调上，显得明朗、乐观、昂奋；在表现上，更注意群众化和民族化。 单纯的时代必然产生单纯的颂歌，这种倾向不仅体现在柯蓝的赞歌中，也体现在艺术成就更高一些的郭风的散文诗中。郭风在当时与柯蓝有相同的心情，他说：“恐怕我是不会写诗的，但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我真想歌唱。”（注：郭风：《叶笛集·后记》，作家出版社1959 年2月版。）郭风的《叶笛集》，所歌唱的主题与柯蓝相比，并无根本的区别，不同的是，郭风在40年代就是一个散文诗作家，他并没有彻底否定自己的艺术所长，而只是在新的时代扬弃了自己过去的忧郁感。他的散文诗写作，从乡土文化、中国传统诗词与散文中吸取过不少营养，也从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凡尔哈仑等现代派诗人的作品中获得过裨益，特别是西班牙文体家阿左林的作品，十分投合郭风热爱乡土、崇尚自然的个人气质。因此，他给当代散文诗带来的，不是那种单纯、热情的颂歌，而是有着浓郁的泥土气息和鲜明地方色彩的、轻婉柔丽的乡村牧歌。它们像一泓清泉般映照着我们时代的山川风物，映照着人民的劳动和斗争，给轰轰烈烈的当代生活带来了清凉的诗意。 无论是柯蓝的赞歌，还是郭风的牧歌，都属于新时代的颂歌。颂歌是这个单纯而夸张的年代共同的主题。新出现的散文诗作者闻捷、许淇、李耕、萧甘牛等唱的是颂歌，40年代就开始写作的老作者刘北汜、汪曾祺、丽砂等也彻底改变了自己过去忧郁、悲愤的调子，唱起了欢乐之歌、赞颂之歌。《太阳正在上升》（刘北汜）、《春天颂》（丽砂）、《橘园颂歌》（闻捷）、《大青山赞》（许淇）、《早晨的笑声》（巴·布林赫）、《苗山诗境》（萧甘牛）……只要看看这些较有影响的散文诗作的标题，人们就不难发现当时的创作主流。 当然，这不是全部现象，当代散文诗的发展也有它相当的丰富性和复杂性。1957年前后，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活的进程，作家们单纯的热情逐渐演变为冷静的反思；另一方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的提出，鼓舞了人们个性与风格的呈现。散文诗开始出现题材与表现的多样化。有表现工矿、农村、部队、少数民族生活和风情的作品，也有友谊、爱情、人生、理想的咏叹；形式与技巧也趋于丰富，寓言式、象征性与言志式的作品开始出现。老诗人艾青在1956年下半年写了《画鸟的猎人》、《偶像的话》、《养花人的梦》、《蝉的歌》等散文诗；流沙河有感于白居易“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的诗句，用他的《草木篇》暗示人的不同品格；徐成淼则用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劝告”朋友不要因暂时挫折、不幸而伤感。这些散文诗在当时比较单一的情况下开辟了新的疆域，艺术表现也较为曲折、含蓄，富于寓意和艺术暗示力。 然而，题材与艺术多样化的现象，无法越过1957年那场知识分子都须被迫承受的劫难。在那场反右运动中，一是不少作者不情愿地停止了写作，如艾青、流沙河、李耕、徐成淼等；二是非颂歌的题材不再有人敢写，象征、寓言式的表达也只好放弃。散文诗基本上只剩下单一的赞美与夸张的抒情。在这种单调的情况下，服务于现实生活的口号又被简单解释为配合中心工作；此外，散文诗还受到1958年大跃进和新民歌运动的冲击。这样，单调的赞歌只能朝两方面转变：一是从抒情想象向表象陈述与观念演绎转变；二是从个性感觉向集体意识转变。华嘉的《奔流集》就是这两种转变的典型：这本散文诗集的124章作品， 写的都是1958年的集体生活表象，它不缺少当时的许多“事实”、场景和人物，不缺少口号和豪言壮语，唯独缺少作者的个人感受和艺术想象。这当然是华嘉的不幸，但时代的扭曲连郭风、柯蓝也未能幸免。1959年，柯蓝《早霞短笛》再版时，所写的“再版后记”就明显否定了一些不该否定的东西，却肯定了自己一些不值得肯定的东西。郭风在《叶笛集》之后，“时事篇”闯入了他宁静、恬淡的诗境，他也开始谈论重大政治斗争，记录劳动场景和英雄事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