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法分类号：H2 G0 I0 现代四川文学（特别是四川现代小说）常因其独具魅力的方言土语而为人称道。四川话和北京话一起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里最有影响力的两大地方性语言。 我更愿意把四川现代作家对方言土语的运用看作是对四川文学传统的又一次创造性转化，因为，无论是就方言在现代中国文学的总体命运还是四川文学中方言土语的传统地位来看，都说明了这一点。 进入文人文学作品的方言土语似乎并不是“天生”的，再自然再真切的方言土语也是文化人的一种提炼和再制作；并不是在任何时代的任何条件下，方言土语都能够顺理成章地生长在文人作品之中。当代人也许可以从《红楼梦》中发现京白，从《海上花列传》里找到吴语，但显而易见，在那个时候，炮制方言土语还没有成为文人创作的一项有声有势的、有明确文化目的的工作，甚至从“五四”直到30年代，强大的启蒙思潮也使得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尚无意更多地投入到那些僻陋的民间土语之中，只有到了30年代以后，方言土语才得到了我们现代作家越来越多的启用。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固然得之于30年代初大众化运动的意识形态背景，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是现代白话在作家那里日渐成熟、运用得比较得心应手的缘故。因为，包容了方言土语的文学毕竟还是文人文学，如果自己的这一套话语体系尚处于动摇散乱的状态，又哪里谈得上采撷、提炼方言土语呢。从这个意义上说，炮制方言土语大体上也标志着文人话语体系的基本成型。有意思的是，正是在30年代以后，炮制北京土语的文学大师老舍走向了他的成熟，而炮制四川土语的几位作家如沙汀、李劼人、周文、艾芜、罗淑等也先后在现代文坛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方言土语的发掘和提炼只能是20世纪以后的事，而且主要任务还必须由更为“通俗”的小说来完成。所以，当“地道”的川味语言在文学文本中出现，四川方言文化才开始为人们所看重，它标志着的并不是传统的继续，倒正是传统的创化。启用即创化。 四川文学的方言魅力 最早在创作里启用四川方言的是李劼人。在他1912—1918年的早期作品中，就开始将方言用于人物道白，出现了“小学生好勤劳，恁早就上学了！”（《儿时影》）“你晓得么？”（《强盗真诠》）之类的四川话，只是，李劼人在这里所启用的方言并不太多，且文白夹杂，并没有显示出更自觉的方言追求。稍后，初期白话诗人康白情也把某些方言融入了他的诗作，我们读到了“婆婆起来打米／哥哥起来上坡”、“眼睁睁的把我们盯着”、“肩的肩锄头，／背的背背篼，／提的提篓篓”之类的语言。（注：分别见康白情诗《鸡鸣》、《车行郊外》、《朝气》等，见《康白情新诗全编》31、32、60页。本节引文之着重号均为引者所加。）如果说早期的李劼人缺乏了来自社会的对民间文化、大众文化的支持，那么康白情的尝试则得之于当时兴起的新诗歌谣化运动。自1918年北京大学发起收集整理和研究民间歌谣，到1920年成立歌谣研究会，1922上出版《歌谣周刊》，都为这一运动造成了较大的声势，胡适、周作人都大力倡导取法于“真诗”。以方言入诗在当时最有名的还得数刘半农，他的《瓦釜集》就由一系列的江阴方言山歌所组成。然而，无论是刘半农还是康白情都不曾凭借这些方言诗刷新中国诗坛，康白情不是以方言，而是以他创作的自由样式掀起了郭沫若的诗情，郭沫若这位四川老乡更不是以四川土语开了一代诗风。这似乎都让我们正视这样一个现实：诗歌这种文体究竟在多大的意义上可以大众化、通欲化以至于方言化，尤其是在中国社会稀少的诗歌读者面前？ 就这样，启用四川方言的任务注定了只能由出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小说来承担了。可供“愚夫愚妇一览”的小说自然比咬文嚼字的诗歌拥有多得多的读者，对方言的启用也就获得了更多的接受者和认同者。文体自身的这一属性与意识形态背景及现代白话的成熟等因素结事起来，促使了2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30年代以降方言土语在四川小说家笔下的大量涌现。（注：之所以提出20年代中期是考虑到李劼人留学归来以后，于1924年底至1926年春再次展开了川语小说创作，但就其他绝大多数小说家来看，川语的启用还是在30年代以后。） 那么，他们到底“发掘”了四川方言的什么滋味呢？我们不妨来品尝一番。 四川方言首先以它特有的形象生动性吸引了我们。沙订《丁跛公》中的丁跛公难敌众人的取笑，喊出：“龟儿子！我要毛脸了哇……”，以发火、生气为“毛脸”，此系川语。古人有“怒发冲冠”一说，已够生动，而川语则描述为整张脸面的汗毛都竖立了起来，这当然更是形象得很了。川人（尤其是下层百姓）一般不惯于作长篇大段的理性陈述，他们的述说多半都要结合对具体事物的描摹，当然描摹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对事物情势作延伸、想象，也有抓住事物某一细部进行特写；描摹有夸张式的，也有比喻式的。例如罗淑《刘嫂》中佣人刘嫂自述她自身生存状态是：“帮人的人，一根脚杆在里，一根脚杆在外，对的就踏进去，不对退出来，东家不行又走西家。”这是延伸和想象。周文《烟苗季》中赵得贵的二伯咒骂赵军需官一家将来要“披襟襟，挂柳柳”，这也是延伸和想象。《烟苗季》又写到张副官长调笑陈监印官和赵军需官两人：“我走到门口的时候，看见就只你们两个，悄悄的，在耳朵斗耳朵……”，把窃窃私语简化为“耳朵斗耳朵”，这是生动的特写！此外，沙汀《淘金记》里戴矮子抱怨物价飞涨，郭金娃馆子里的一份肉少得可怜：“你去郭金娃馆子里吃二分白肉看吧，——四角，才几片呀，薄得来一口气吹得上天！”自然，这就是夸张。 阅读这些四川文学的方言土语，也不能不对它粗直的野味留下深刻的印象。沙汀、李劼人、周文、罗淑、艾芜等作家都为我们讲述了大量的四川下层群众或基层实力派的生活情况，这些川人似乎没有太多的曲折委婉，常常以大嗓门呼三喝四，谈吐粗朴率直。也是因粗野，川人的谈吐似乎也不避淫秽、邪恶的比喻和陈述常常不择而出。沙订《丁跛公》引述了当地对上城规模的形容：“立在南门城楼上撒泡尿，就会撒进北城边的毛坑。”《淘金记》里龙哥对“老资格”的袍哥林长子鄙夷不屑，“他以为老，夜壶那么老，还要提过来窝泡尿！”在另一处，丁酒罐罐对何寡妇的屈服似乎很有把握：“银子是白的，眼睛是黑的，多拿几个租金，她会连裢带也解了呢！”以撒尿表示轻蔑，以女人和性作为逗趣的话题，这似乎是传统中国人的通例。有意思的是，某些川人对此毫无遮挡，连含蓄的暗示也很少使用，随时随地，张口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