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回顾十七年文学的发展过程，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创作现象很早就被文艺界自身所发现。因此，自解放后不久的第二次文代会明确提出文学创作要克服公式化和概念化的现象起，此后的每一次文学理论探讨，几乎都要提到这个问题。可以说，克服公式化、概念化是十七年理论家和作家们共同的努力目标。但公式化、概念化现象不但最终没能克服，反而随着极左文艺思潮的盛行表现出一次比一次更为严重的趋势。这里一个实质性原因即是：我们很多时候仅把公式化、概念化的现象归结为作家对生活反映的技巧问题，这就很难触及到症结的根本原因所在。 从实质上说，当代十七年文学的公式化和概念化首先与创作指导思想有密切的关系。政治斗争的尖锐和激化，造成思想认识和艺术表现的简单化，发展到极至便是将复杂的社会生活化为两极来把握。特别是60年代以后，受文学服务于政治和反映政策的观念影响，创造主体完全受时代政治思想的制导，文学的艺术建构以体现政治斗争的意识概念为自己的根本任务，表现在审美客体上完全以展示阶级斗争的模式为创作真实的理论依据。失却了对人的本体真实的追求和对生活复杂性、丰富性的审美欲望，在单一的主题思想的展现中使作品思想内容的组合模式与现实中政治理念所认定的阶级斗争模式合二为一。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发展到极端，则是将各种审美意向定型化，使每一个情节的设置和细节的描写都与整体上的政治意识联结起来，明显地体现出阶级斗争的二极对立范畴的定位意识。从审美因素上说，一切构成文学本文的物质形态都被政治的审美意识所纯化，以失却本身丰富的审美潜在性为代价，而体现着明显单纯的概念指向和为整体的建构公式服务的结构功能。 究其原因，中国当代文学是带着为政治服务、为新时代呐喊助威的强烈使命感进入十七年的。以两次文代会所规定的文艺方针和创作原则为指引，解放初期的文学运动充分体现了新中国文学的鲜明时代精神和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发展方向。无须讳言，随着政治越来越明显的制导和干预，文学在过多地政治批判中不断失落着创作主体的艺术个性，在强调反映新时代精神的同时，有意无意地贬低了自身的本体价值。而文学独立的价值系统一旦被外在的东西所取代，作品也就不可能体现出创作主体的自觉意识。为政治服务的文学观，使创作在向“文以载道”的传统老路回复的过程中，不断为了一致的政治目标而朝相同的艺术范式靠拢，不论是在创作方法上，还是在艺术构思、语言运用等方面，整个创作界都变得越来越近似。 正因为文学把为政治服务作为自己的最高天职，因而随着政治斗争的不断增级和社会形势的剧烈变动，文学在艺术审美范畴上的趋同性越来越严重。最终被纳入强规范场中，形成了一种封闭、稳态的既定模式。随着这种模式的日趋稳固，创作主体便逐渐丧失了对多种信息和审美方式实行自由选择和广泛吸取的可能性。文学创作即变成了按照常规范式的导引，遵循一定的结构逻辑，选用不同事件和形象类别释解相同的政治方程式的既定程序性工作。作家按照既定观念和标准到过去的生活里去组织材料，作品实际上在靠非文学的价值支撑着自己。靠时代政治生活的推动显示作品生命力的创作潜意识，助长了中国文学的趋时附势的创作心态。在艺术规律被践踏得最严重的时候，这种心态也就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十年浩劫期间，一些作家参与所谓“阴谋文学”的创作，说到底还是这种心态的作用。它所造成的心理定势，使文学在新时期最初几年的创作中还迟迟不能摆脱公式化和概念化的桎梏。 再从创作的本体意义上看，十七年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指导思想，又直接决定了文学创作方法的一统局面。在文学观念和指导思想的层面上，适应着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统摄结构，在以政治支配一切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自然形成了文学的以政治权威为基础的方法论体系，在创作方式方法层面上缺乏多样化的竞争和选择。无论是解放之初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后来的革命现实主义，还是58年提出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尽管表述方式不同，但作为文学创作方法，都被限制在社会政治形态所形成的集中统一的观念之内作功利性的理解，在其反映对象和创作目的上，都带上了时代政治的权威话语特征：反映对象由现实丰富的自然、社会和人生归并为这些因素中有政治意义的层面；创作的目的由真实地描写和反映，亦即再现式的描绘，变为主导倾向下的政治主题追求的形象化体现。这样，所谓对生活的真实反映，则必须取与政治统一的审视角度进行描写，迅疾地反映政治变化，简单明确、爱憎分明地抒发内心之情，从政治的视角审视生活，提炼主题，将本来复杂的生活变得简单化、政治化。 将反映某一现有的政治道理作为创作的终极目的，以事先既有的理念来作为建构文本的主体基点，使得创作动机在潜意识中变成了演绎某一政治概念的任务。以十七年的一些优秀之作为例，从《红旗谱》对农民过去的斗争从自发到自觉的历史性反映，到《创业史》对农民在新时代放弃私有制接受公有制的思想和心理变化的描写，尽管在主题的挖掘程度上有深浅的区别，但是政治视角的切入和政治主题的追求都是一致的。在政治权威作为文学观念的中心支点的情况下，政治意识形态一直作为整个社会生活的构建中心，自然地也成为艺术形式和体式构建的中心。不论是以故事形态出现的作品，还是以人物性格发展为情节线索的作品，在深层的构思意念上，实际上都要围绕着政治主题的导引进行情节和人物的关系设置。由于文艺功能与政治、国家和阶级斗争等现实的因素直接相连，所以在突出其政治教育功能和思想认识功能的同时，客观的政治公认的审美规范和形式便空前地显示出了权威性和统摄力。文学个性化的本质被时代的政治观念越俎代疱，个体服从整体，作家在这种文化氛围内就很难有从容自信的自我审美理想和创作观念。当既定的范式成为众多作家的创作依赖模式的时候，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现象就难以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