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报告文学理论建设滥觞于30年代。译介、借鉴、进行初步的创造性转化，是这一时期理论工作的基本内容。至40年代，报告文学的理论研究进入到一个较为自觉的时期。研究的视域有所拓展，阐释也渐趋深入，并且研究的方法也愈见优化。对研究对象作哲理的思辨，成为这一时期研究者所运作的一种基本的理论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的运作是自觉的。研究者认为：“报告文学的哲学基础就是辩证唯物论。一个报告文学者，他的观点必须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注：李广田《谈报告文学》， 《世界文艺季刊》第1卷第2期，1945.11。）而作为一个有理论眼光的批评主体，他研究报告文学的哲学基础也就是辩证唯物论。我们在他们的研究实践中，可显见其辩证地、系统地分析论证理论命题的思路与能力。 “统一物”：关于本体的哲理思辨 对文体的定性，是文体理论研究中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要正确界定文体，首先要对文体特质有一得其大体的认识。报告文学具有互文体的特性，即在一种文体中融合着多种文体的质素。就其要素而言，报告文学合有新闻与文学的文体特征。对报告文学中新闻与文学的组合关系，论者有着多种表述。或为报告加文学，或为报告之有文学，或为文学之有报告。由于视角不同，因此侧重点往往见异。如沈起予认为“报告文学不能仅仅是‘报告’，而首先必须是‘文学’。”（注：《报告文学简论》，《新中华杂志》第5卷第7期，1937.4.10。） 而曹聚仁则以为报告文学“它，并不是纯文艺，乃是史笔。它的成分，要让‘新闻’占得多。”（注：《报告文学论》，《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理论》卷一，1937～1949。）偏视所得便造成了对文体特性认识的片面。 其实，在报告文学中，报告（新闻）与文学之间存有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对这一关系，40年代的研究者给予了较为充分的揭示。“统一物”是他们描述这一关系的具有特称性的哲学用语。罗荪在谈到报告文学的“特质”时，认为“它必须是结合着新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物。报告文学是依据事实作迅速的报导，它本身就有了新闻性，但更为主要的是报告文学并不等于新闻记事，因为报告文学是用具体的形象表现事实，新闻记事只有概念叙述事实。所以报告文学一定要具有艺术的表现手法，把事件的发展导入具体的形象描写中加以反映。”（注：《报告文学》，《文艺漫笔》，重庆读书出版社，1942.5。）在这里，罗荪将报告文学与一般的新闻记事作了区别，而作为这种区别的标志，就是报告文学“是结合着新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物”。用具体的形象表现新闻性的事实，生成了一种含有新质的文体“统一物”——报告文学。 研究者将报告文学命名为“统一物”，这反映了他们对报告文学文体属性的正确认知。研究近现代的文体流变史可知，报告文学的母体是新闻，文学的导入则是新闻向报告文学转型的基本条件。新闻与文学的“化合”，最终促成一种全新文体的“完形”。此外，指认“报告文学”是新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物”，也表明研究者对发展中的报告文学的关注。这种关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在理论上提升报告文学的艺术品位，进而提高报告文学的文体地位。正像茅盾所说，当时“对于报告文学的轻视，依然时时可以感到。”而造成“轻视”的原因就在于“把报告误认为比小说低级的东西了，而且特别误以为在技巧上报告是‘理合’比小说低些了。”（注：《不要误解了报告文学》，《文艺阵地》第1卷第8期，1938.8.1。）轻视者轻视报告文学的深层原因，在于他们将真实性与艺术性对立了起来，以为纪实性排斥艺术性，因而不能视报告为文学作品。这样在以文学为正宗的人们那里，报告文学自然就成了“末流”之属。针对这种情况，李广田在《谈报告文学》一文中明确地指出：“报告文学，乃是报告与文学的合一，乃是访员记者和诗人艺术家合一的产品。从前，人们常误认为‘有一分真实，便减少了一分艺术’，但由于报告文学之发生，于是大家才相信，多一分真实也多一分艺术，艺术与真实原是不可分的。”李广田的阐述涉及到文学创作中的基本问题，即艺术与真实的关系。而点明“艺术与真实原是不可分的”，这正好冲击了漠视报告文学文体地位的那种思维定势，即再现生活原真的作品，因其没有艺术创造（实则是虚构移植）的自由，所以就不能有文学性品格的教条式推导。艺术存在于真实之中，优秀的报告文学已经证明艺术与真实是可以相生的。报告文学也有（而且应该具有）文学的形象和情采。论者有的放矢的论辨，这对扶持新起的报告文学具有切实的理论意义。它从理论上接纳了杂体性的报告文学为文学的一体，而且认定报告文学与小说等具有同样的文体地位：“小说固然有小说的好处，但报告文学所有的特长，却也不是小说所可企及的。”（注：李广田《谈报告文学》， 《世界文艺季刊》第1卷第2期，1945.11。） 给出“统一物”之说，表明研究者对报告文学关注的另一个方面，是旨在通过明确文体的本性与内涵，纠正报告文学创作中的某种偏向。在写作实践中，常见有报告而少有文学的不足。以群在论析抗战时期报告文学时，以为此间的创作“在艺术底造就上，报告文学更落后于中国文学底其他的部门……部分的作者忽视了报告文学底艺术性之重要。”（注：《抗战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中苏文化》第9卷第1期，1941.7.25。）而要使“报告文学底质”有所提高， 那就必须使新闻性与艺术性在更高层次上得到整合。因此，以群认为报告文学作者应该“一方面在迫急地追求着赶上现实——不落后于现实，不脱节于现实，而反映出现实变动底全貌”；“另一方面，则恳切地着力于艺术造就底提高——使报告文学有充分的力量足以生动灵活地表现现实底全貌。”（注：《抗战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 《中苏文化》第9卷第1期，1941.7.25。）在这里，论者从主体角度强调了对于报告文学本体要素的造就。这种造就是双向运作的。一方面应该“赶上现实”，以求得快速反映现实的新闻效值；另一方面应该“生动灵活”地表现现实，以获取文学形象化的艺术功能。而这两方面的运作应该是统一的，它们有着共同的旨归，这就是：“这两方面的努力底目标是共同的，都在于报告文学底质的提高。”（注：《抗战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 《中苏文化》第9卷第1期，1941.7.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