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行诗在中国新诗史上至今已有七十余年的历史，它在中国新诗坛上的发展命运和历史，本人曾著文钩沉了一番。（注：参见拙文《论中国现代十四行诗的发展历程》，载赣南师院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4期）这里， 我想就中国现代十四行诗的主题形态作一番阐述和探索。 十四行源于意大利，最初为一种抒情诗体裁，主要是爱情抒情诗体。诗人彼特拉克就用这种诗体写过不少情诗。十三世纪末后，这种诗体的运用由抒情领域扩及叙事、教谕、政治、 讽刺等方面。 诗人塔索（1544—1595）就把自己创作的十四行分为爱情的、英雄的、宗教的和道德的等几类。（注：参阅《The Sonnet 》p7.JohnFuller 著，Methuen &Co Ltd1978年版）十六世纪初，十四行起初也是作为抒情诗体被介绍到英国，到了伊丽莎白时代，这种诗体运用到政治诗、宗教诗、鹰猎诗和警言诗等领域。十六世纪末，爱情和宗教题材的十四行在英国至为流行。（注：参阅《The Sonnet:An Anthology》， Robert ·M·Bender and Charles L·Squier编）十七世纪，诗人弥尔顿把十四行扩大到了政治抗议、讽刺感叹和富有自传色彩的题材，或对英国革命英雄人物的赞颂、对故旧的酬谢，或对个人情怀的抒发。他的十四行诗风对后来的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人的创作影响很大。到了近代，霍普金斯、奥登等人对十四行又有了发展。此外，十四行发展的另一分支法国体，内容在马拉美、里尔克等人手里，则被赋予了现代主义的色彩。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当十四行被闻一多、徐志摩、罗念生等人介绍过来时，在表现领域方面，主要是古典式的。随着中国现代诗人们创作实践的不断发展，十四行的主题形态也在不断地拓展、流变。本文试图从五个方面来展现它的风貌。 一、在希望与幻灭的搏斗中去追求永恒的爱。十四行作为一种抒情诗体，在被介绍之后，自然容易被青年诗人当作吹咏爱情的芦笛。曹葆华、梁宗岱、柳无忌、李惟建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梁宗岱的《商籁》、（注：分别载《大公报》1935年12月23日和《新月》第三卷第10号）曹葆华的《死决》（注：分别载《大公报》1935年12月23日和《新月》第三卷第10号）就入神地表现了抒情主人公对待爱情来临时的激动和全身投入的体验心境。事实上，“五四”退潮的黑暗社会现实并未给青年们提供实现理想爱情的历史条件。严峻的现实迫使那些爱情至上色彩较浓的诗人注定要经过一场希望幻灭过程中痛苦的洗礼，如曹葆华的《十四行》。（注：载《灵焰》，新月书店1932年11月版）一般说来，不少诗人所表现的爱情较为抽象，或仅停留在爱情的表面现象上，对爱情的内蕴却缺乏挖掘，不免给人一种为爱而去爱之嫌。当然，也有的诗人从爱情的智慧光芒中感悟到了其它人生蕴义，而显得更有社会性：“你的智慧一切在我心里说话，／叫我不单只爱你还要爱人类，／叫我拿同情的泪充盈了大地，／此后我不再感人生如何狭隘。”（注：见《云鸥情书集》，吴珩编，海天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相对而言，现代爱情十四行数量较多，但格调及所反映的爱情模式却较单调。它们一方面受西方浪漫主义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对理想爱情的追求成为其一大主题。不过爱情的内涵却显得单薄或竞成为抽象，唯美的色彩更为浓厚。一旦失去了爱情，不少诗人笔下的主人公就经常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孤境之中。另一方面，受中国传统爱情观的影响，纯洁、忠贞式的爱情模式一再受到呼唤和表现，这种情况自然与当时中国商品经济不发达有着密切的关系。柳无忌、李惟建的笔下就多体现这种爱情模式。 应该注意的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爱情的内涵往往是折射当时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更何况在诗人的笔下，爱情往往又是与美好理想密切相通的（如饶孟侃的《爱》）。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通过表现希望与幻灭搏斗的心路历程，追求永恒爱情的十四行，与同时期其它文学样式所表现的主题一样，是五四追求个性解放呼声的余威。随着五四的退潮，人们曾经构想的种种憧憬在黑暗沉闷的现实面前更是成了虚幻的甚至是具有嘲讽意味的海市蜃楼。罗念生的十四行《幻灭》（注：载《文艺杂志》创刊号，1931年4月， 上海开华书局）就充分反映了一种理想幻灭后的反讽情绪。 二、对人及人生哲学的凝视和探索。五四文学高扬“人的文学”，各种样式的体裁都在试图通过各自内在质的形式来写“人”。但在诗歌，特别是十四行领域中，着力于关注人的存在、人的命运及探索人生哲学且形而上色彩较浓的作品并不多。朱湘则是一位用十四行凝视人及人生哲学问题的代表。朱湘是新诗史上一位很严肃而又勇于探索的诗人，十四行就是他在诗艺上的一大探索。他的十四行摒弃了传统的爱情题材，努力探索用新的题材入诗，随时随地拾取材料。诗人在创作《石门集》时，一改早年抒唱平和温柔的风格，而更多地面对现实、面对人生而变得凝重了，他的英体十四行之二、之六、之十一（注：见《朱湘诗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等诗都怀着冷静的心境表现了对现实人生的一种充满辩证法式的哲理思考。对人的命运和生活取向，诗人也作了自己独特的思考。在他看来，人的命运似乎是注定的：“并不征求同意，生到世上……／号码已经印好的一张彩票／便是遗传，环境呢，已经排好——”（意体·47）；人生存的世界象是由两个车轮——钱财和情感的车轮——在运载着，而这两个车轮的不同步所造成的畸形社会现实又是无可奈何的矛盾（意体·40）；对于人生，诗人也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他以为，人生就是走圜道，却并不很悲观（意体·17）；另一方面，诗人又感到人生是痛苦的：“这六十年并没有多少余剩；／至于幸福的霎那，那更是少有。”（英体·3 ）因此诗人主张，当幸福不告而来时就应该欣欣然去接受，而当它告辞的时候也不要强留（意体·18）。此外，诗人对人性也作了有关思考。在他看来，情感是人性特有的标志（意体·42）。所以诗人很喜欢拜伦笔下的唐·璜，因为这个人物身上体现出一股任情感冲动的力，具有着人的本性（意体·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