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文学步入40年代，也就走向了文化综合时期。 30年代后半期，民族战争的烽火燃烧着中国大地，救亡图存的历史责任高于一切，有着清醒的民族意识和强烈的爱国思想的文学家都随着救亡战争的鼓点用作品展示自己良知的心跳。随着抗战速胜喧嚷的消寂，文学开始沉潜下来，接通文化启蒙的企望和实现文化再造的意愿，在创作中开始有了自觉的表现。 一、站在新的制高点上向生命哲学突进 这一时期的作家们力求站在新的制高点上展示人类心灵的丰富性，使文学由笼统的“为人生”发展深化到对于生命存在的专注，从而突破了五四文学模式，具有较为鲜明的“为人类”的性质。这期间，巴金的《憩园》、《寒夜》，老舍的《四世同堂》、曹禺的《北京人》、钱钟书的《围城》以及徐訏、无名氏、张爱玲等人的都市文学作品，在深重博大的背景之中，活动的几乎全是小人物，不再像五四文学创作中重视与主体对应形象充满激情的塑造，而是专注于人类的生存，并尽量作出哲学意义上的思考，相对拉开了创作主体与历史的距离。此时的巴金摆脱了青春激情的表述，由“青年的巴金”向“中年的巴金”迈进，无论是继续写旧家庭没落状况，还是描摹抗战时期的现实，都是没有英雄的凡人琐事，是一群带着“血和痰”的“萎顿生命”；老舍的创作对于小市民的描写则充满反思意味，“国民性”问题又被重提；曹禺的《北京人》意在对整个封建文化传统作总清算，通过主要人物愫芳、曾文清的内心冲突，寄托了作者在冷酷恶浊的环境中，对生活意义的坚忍追索，表现民族精神的沉寂与再生；钱钟书的创作将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加以现代哲学的感悟，却带有超然物外的传统士大夫的精神贵族气，两者错综统一于作品之中，这种奇妙的结缘可以看做是多种文化因素综合融通的一种表征，突出地展示了一类知识分子对于自身乃至人类生存的思考。 这一时期，最生动地体现走向文化综合这样一种“先锋性”追求的，是向生命哲学层面突进这一翼，其主要创作力量，是以现代主义为基本特色的作家流派，代表作家是徐訏、无名氏、张爱玲等。虽然他们没有统一的阵地，没有共同的地域，也没有相似的故事模式，但他们对各种文化类型、文化因素的综合态度，对生命与存在的超越性思考，对心理世界宏阔幽微的探寻，以及对于小说文体形式的自觉丰富诸方面，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艺术追求。相对于30年代“新感觉派”的原型移植尝试和对人生终极意义追向的缺失，这是一次比较成熟的探索。 张爱玲的《金锁记》等作品，在比较单一的恋爱婚姻题材之上，不求时代气息的浓厚，在貌似老旧的氛围里，活动着现代女性的生命。人的心理与行为的荒谬性与人间情态的真实性达到了天衣无缝的统一。现代哲学视角的切入，使她具备了更高的眼光，能够看到为文学史所忽视的东西，并对生命规律有着独到的认识：“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注：张爱玲：《流言·自己的文章》）在她看来，社会背景、历史事件等都是定期来“破坏”永恒的人生安稳的因素，因此，她要尽量地淡化它们，而重在寻找“人的神性”，挖掘人类的潜在生命冲动，表现人物内在生命驱动下的种种行为，从而达到对于人性极致的深刻发现。 与张爱玲有某些相近之处，徐訏的作品也缺少社会历史的厚度，却也因此而掘进了人性和生命的深度。徐訏小说的主人公更加专注于对生命意义的寻找。无休止的飘泊又永远没能靠近目标，不歇地追求永恒的理想、信仰、爱等生命的崇高价值又因此而造成难解的焦灼与苦闷。“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风萧萧兮易水寒”，小说取名《风萧萧》显然参考了这些诗句，那种面对茫茫宇宙和滚滚红尘所特有的苍凉悠远的人生况味，代表了现代知识分子在东西文化撞击、理想与现实矛盾的情境下的普遍心态。徐訏通过作品，寄托了自己对于人类生存困境与存在悖论等现代哲学命题的殷殷探求。徐訏小说的心理描写，是对生命意义思考空间的拓展，他将人类对自身理性的审视纳入了现代小说的视野，与世界文化潮流取得了基本取向上的合拍同步。 徐訏对现代生命哲学有着专业性的偏爱和信仰。“生命”与“存在”，这是他作品中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他创作观念中的最重要的哲学命题。对生命终极意义永远的“寻找”与“超越”，是他作品的基本内涵。流贯于主要人物活动过程之中的是作者自己对生命根蒂的苦苦体验与孜孜求证，在浪漫艳丽的爱情故事中注入了对人生、爱情、宗教、艺术的哲学观照，也注入了现代人的精神气质与生命感受。 无名氏的创作最能代表40年代文学的文化综合气度。现代主义的“寻找”与“超越”主题在无名氏笔下得到最集中的表现，生命哲学的基本命题在无名氏的小说中得到了令人惊异的扩展。有人指出：“他这套生命哲学及其艺术上的表现，有某些地方颇类似存在主义，虽然早在四十年代的中国，存在主义尚未流行。”（注：黄芩：（《〈野兽·野兽·野兽〉重版赘言》， 见《无名氏研究》）作为心灵敏锐、 阅历丰富的现代作家，他的创作活动即是一种生命感应的外化，不仅具有文化反思的品格，更多的还带有对人类的前瞻性构想，他的作品往往在总结或综合的同时，就具备了某种先锋意向。另外，作为中西古今博通的学者，当他专注于人的存活与归宿追索之时，与世界文化思潮同气相求，也是较为自然的事情。《无名书初稿》系列长篇小说兼容哲学、艺术、宗教、伦理、人类生存与历史时代等等方面，展示了空前的吞吐万象的文化综合态势。 无名氏说：“新的艺术不只表现思想，也得表现情绪，不，应该表现生命本身。生命起源自川流不息的大江河，汹汹涌涌直奔前去。艺术必得藉情绪来象征这种大生命的奔流。”（注：卜少夫编《无名氏研究》）《无名书初稿》所包括的七卷长篇小说正是为了展现这大生命奔流的波澜和走势，从而达到对于生命本体的逐级认识。已出版的前三卷顺序为《野兽·野兽·野兽》、《海艳》、《金色的蛇夜》；构想中的后七卷顺序为《荒漠里的人》、《死的岩层》、《开花在星云之外》、《创世纪大菩提》。主人公印证生命根蒂的历程也依次为革命——对失去自由的人间地狱的反抗，爱情——情感（梦与诗）的追求与幻灭，罪恶——绝望与沉沦的炼狱煎熬，孤独——为信仰而挣扎求索，死亡——寻求解脱返朴归真，悟道——综合东西文化建立新人生观，境界——五百年后理想的人类世界。生命中“最后的”和“永恒的”东西被无名氏纳入这一层层的探索之中来呈现，扬弃与超越的过程清晰可见，生命的大江河最终奔向了他的理想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