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苏当代文学史上有着惊人相似的一页：20世纪50至60年代中期，苏联文学以爱伦堡的小说《解冻》拉开序幕，形成苏联文学的新时期。苏联评论界认为，这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十年（注：《文学问题》编辑部文章：《近年来文学的特征》， 《文学问题》，1964年第7期。），“已经没有人怀疑苏联文学在我们时代已经进入本身发展的新时期”（注：捷缅季科夫：《几点共同的意见》，《文学问题》，1964年第12期。），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转折阶段”（注：《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文学发展的几个问题》， 《文学报》，1957年5月16日。），是文艺“创作的春天”（注：梅特钦科：《战士和创造者的人道主义》，《共产党人》，1964年第12期。以上四个引述均转引于林明虎《关于“解冻文学”的几点看法》，载于《五、六十年代的苏联文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年3月第1版，第101页。）。70至80 年代中期，中国当代文学以1977年11月《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在京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为发端，以1979年10月30日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为标志，全面进入文学的新时期。两个不同时期、不同国别的当代文学，在文学主潮、文学观念、文学风格上都显示着某些相同或相似的同一性特征。本文力图在对二者的比较研究中揭示出社会政治、道德观念和文化传统对文学创作的制约作用，进而依据文学创作向美文学的复归，探讨中苏文艺理论界对文学审美功能的重新思考。 一、人道主义——新时期文学主潮 1962年苏联作协和苏联科学院研究所召开了“人道主义与现代文学”学术讨论会，阿尼西莫夫在开幕词中指出：“在新的基础上，在新的条件下，我们重新返回到人道主义的各种概念上来。”1986年中国新时期文学讨论会上，刘再复在《新时期文学的主潮》一文中，把过去十年的文学主潮概括为个性意识和人道主义的重新觉醒。人道主义在中苏新时期十年文学创作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概括是符合创作实际的。只是苏联文艺理论界明确地把人道主义肯定为美学理论的“基本原则”，“艺术审美的主要思想”和苏联文学创作的“思想基础”，作为一种艺术准则加以提倡；中国新时期文学讨论会上仅把人道主义作为对过去十年的总结和对未来创作的预示，并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认可，更没有作出明确的、纲领性的规定。 人道主义，有两个方面的基本范畴，一是社会历史观的人道主义，一是道德伦理观的人道主义。就前者而言，中苏新时期文学都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的命运的重新关注，是对个体本质力量的又一次解放，它与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从道德观上单纯的惩恶扬善的抽象说教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中苏新时期文学对人道主义的重新呼唤，都是基于对文化专制主义的反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个人成为“活的机器”、小小的“螺丝钉”，人民群众只是领袖人物借以“达到目的的手段”，是推动历史进程的“历史的燃料”，正如后来作家所讽刺的那样，可以用“机器的心脏”来替换人的心脏。官僚主义和个人崇拜造成人与人的隔膜、冷漠，人的心灵囚禁在毫无感情的冰冷的官僚体制中，加上卫国战争的惨痛记忆，构成极为压抑的政治氛围和文化氛围，这是“解冻”文学思潮迸射出人道主义激情的内在动因。中国新时期文学，也是“四人帮”专制时期个人崇拜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治背景下的产物，个人沉浮于疾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中，人性、价值、尊严遭到严酷的蹂躏和践踏。长期闭关锁国的政策又使人变得痴愚、狭隘、妄自尊大，武断专横，一旦手上有了权力，就不顾别人死活。文化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造成的一触即发的阶级对立，把人民群众和一大批知识分子划到“牛鬼蛇神”行列，他们不仅丧失了尊严，甚至变成了非人。这些首先在知识分子阶层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到来，人道主义自然而然地成为作家们重新审视生活的立足点。正如苏联文艺批评家奥泽洛夫所说：“人道主义——这是一个时代问题，政治和哲学，道德和文艺在这里交织在一起了。”（注：引自吴元迈《五、六十年代苏联文学思潮简论》，载于《五、六十年代的苏联文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年3月第1版，第25页。） 中苏新时期文学的人道主义主要通过道德探索表现出来，即对人的命运的极大关注，在对人的描写中透视出“深广的历史内涵、社会内涵、心理内涵，甚至很丰富的哲理内涵”（注：刘再复《未来十年的猜想》，载于《当代文艺探索》， 1987年第1期。）。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尖锐深刻的暴露性。官僚主义和个人崇拜是主要的抨击对象。整个“解冻”时期的文学都在持续着这种批判的激情。1952年以后，苏联大型刊物《新世界》和《真理报》分别刊载了奥维奇金的特写《区里的日常生活》（1952.9）、《在前方》（1953）、《在同一个区里》和《亲自动手》（1954）、《艰难的春天》（1956）。这组特写塑造了包尔卓夫这样一个官僚主义者形象，他的“无可非难的历史”与他的机械冷酷、不关心人，导致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利益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因为包尔卓夫把个人利益置于与国家利益相对立的状态。特写揭示出官僚主义作风对作为个体的人的伤害，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党和国家利益的破坏。在奥维奇金影响下，文坛迅速出现了一批暴露性小说、特写，如特罗耶波利斯基的《一个农艺师的札记》，卡里宁的《中等水平》，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扎雷金的《今年春天在蒲扬诺夫卡》、田德里亚科夫的《死结》等作品，被西方称之为“奥维奇金派”。科技领域、企业领导等方面的暴露性作品有格拉宁的《探索者》，杜金采夫的《不是单靠面包》、爱伦堡的《解冻》。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也表现出强烈的批判倾向，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新反思。暴露性最激烈的，是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索勃科的《第四连》，它们以斯大林时期劳改集中营为描写对象，揭示个人遭受的不幸，以致在六、七十年代形成所谓的“集中营文学”。 中国新时期文学最初也以暴露为主要倾向，形成“伤痕文学”。刘心武的《班主任》、《醒来吧，弟弟！》卢新华的《伤痕》、陈国凯的《我该怎么办》、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郑义的《枫》，方之的《内奸》，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轰动一时的话剧《于无声处》、电影《苦难的心》、《天云山传奇》以及描写知青生活的“北大荒文学”，都是对文革十年动荡、冷酷、愚昧的社会历史的暴露性描述，表现出对正常的人的生活和理性的大声疾呼。从题材来看，苏联“解冻”文学的批判指向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内容较宽泛。列昂尼德·列昂诺夫的长篇小说《俄罗斯森林》提出了战争与和平、民族历史、科学、道义等极其重要的社会哲学问题，小说从历史、哲学、社会道德和政治方面去深刻理解时代，代表了50年代苏联“解冻”文学的共同特点。中国新时期十年中的“伤痕文学”主要通过知识分子“苦难的心”来揭开疮疤，表现人物在十年劫难中的坎坷、不幸，压抑着的悲愤构成作品的基调，但在表现手法上仍然承袭着中国古典文学“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风格，人物始终怀着热爱祖国的一片赤胆忠心，即使被压抑、受排挤、遭凌辱，仍然凭藉着善良的心灵、坚强的意志支撑起对未来的乐观信念，因而他们像巨石下面的小草，或许被扭曲、被挤压，却充满生存的渴望和奋争的勇气，整体风格苍凉、沉郁，有厚重的历史感和浓郁的悲剧气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