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报告文学观念的萌芽与确立 从时间上说，我国现代报告文学观念萌芽于本世纪20年代初。这个时期，对现代报告文学观念萌芽影响最大的是周恩来与瞿秋白。1920年末至1924年，周恩来在天津《益世报》上陆续发表了20多万字的《旅欧通信》。这些作品迅速、及时、真实地反映了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事件与现象，其创作指归主要侧重于对民众阶级意识的启蒙，这就与同时期的其他文学样式张扬个性，注重个性生命的释放，主张个性价值的实现的启蒙内涵形成了一定的区别。文中，周恩来还明确地提出“纯立客观地位，据实直书”，注重作品的“宣传鼓吹的意义”等创作准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对报告文学社会功利性目的与新闻性特征作了片断描述。继周恩来之后，瞿秋白也以丰富的创作实践奠定了现代报告文学观念。他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以“略仿散文诗”、“试摹‘社会的画稿’”的独特追求将思想与文彩相融铸，把文学哲学化、政治诗意化、思想艺术化、艺术个性化，显示了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与政论性相融合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和巨大魅力。尽管这些对报告文学审美特征的描述都是零星、肤浅的甚或是非自觉的，但是它们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报告文学这一文体朦胧的理性认识，代表着萌芽期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创作对文学性、新闻性与政论性等文体要素的趋同性要求，而这正是以后报告文学观念的主要内容。 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在中国蓬勃兴起，两年之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随着左联对报告文学的大力倡导，对国际报告文学作品及其理论的引荐，萌芽期的报告文学创作在走完了自己的自在阶段后，也进入到自觉的理论整理与提升阶段，报告文学观念随之得以确立。 报告文学观念的首要内容是确认了报告文学是一种“集团主义文学的新型”，是无产阶级的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它强烈的社会批判性质决定了其文体特征的政论性。 从纵向上看，对报告文学社会批判性质的强调，是萌芽期报告文学观念的自然延伸。从横向上看，它也是左联对国际无产阶级报告文学创作及理论译介与移植的产物。从1930年起，左联的一些成员开始通过日本这个中转站引荐西欧与东欧的报告文学。此中有冯宪章所译的川口浩的《德国的新兴文学》、徐懋庸所译的皮埃尔·梅林的《报告文学论》、沈起予所译的安德尔·马尔克劳斯的《报告文学之必要》，周立波翻译的捷克作家基希的《秘密的中国》。对德国“Repoetage ”产生的时代背景，川口浩进行了生动的描绘，“在熔矿炉喷着火焰，兵工厂生产着最精巧的杀人机器的现在，什么星啦紫罗兰的故事，已经变成了时代落伍的作品”，在Repoetage，比什么都重要的事， 是以自身为武器去改变这种现实，而报告的方式，“好像将一根织物的一根根线条分拆开来一样，次第的暴露支配阶级的罪恶，而发出了非使别人听到不可一般的呼喊。它，决不停留在暗示的地位。一切一切，都要寻根掘底地暴露出来”（注：川口浩著，《德国的新兴文学》，《拓荒者》第1卷第2期，1930年2月。）。 以锐利的目光和独到的见解对社会事件与社会现象进行解剖、报告，寻根究底地暴露罪恶的渊薮，这就是以基希为代表的报告文学作家的报告文学文体意识，他们也是遵循这样的观念走向社会的现实斗争，走向了文学的天地。在相似的社会环境，相同的价值期待，清晰的文体参照中，中国报告文学作家们急切而又自然地接近了国际无产阶级报告文学的文体观，在创作主体上共同确认了报告文学的社会参预意识与批判意识。由此，报告文学的社会批判性质及其是否具备了同生共存的政论色彩遂成为甄别中国报告文学文体属性的试金石，成为中国报告文学观念发展与嬗变的一条内在线索，对其的继承或颠覆，都极大地影响着那一阶段的报告文学观念及创作。 1930年8月4日，左联执委会通过了《无产阶级运动及我们的任务》的决议，指出“从猛烈的阶级斗争当中，自兵战的罢工斗争当中，如火如荼的乡村斗争当中，经过平民夜校，经过工厂小报，壁报，经过种种煽动宣传的工作，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此项决议首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正式提出“报告文学”的名称，它的意义在于匡范了报告文学的题材取向、生成渠道，并把它作为文学大众化的直接手段予以介绍。这个呼吁得到了当时作家与文艺理论家的普遍赞同，并在规模宏大的工农兵通信运动，以及阿英所编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茅盾的《中国的一日》、梁瑞瑜《活的记录》等报告文学合集中得以体现。这些作品初步显示出报告文学这种“集团主义文学”巨大的社会批判力量，表明当时的人们对报告文学的社会批判性质已达成共识。 在理论上，我们看到这个时期大量的有关报告文学的阐释都是围绕报告文学的社会功能来展开的。其社会价值被表述为：“是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础。要大众地建设广大劳苦大众自己的文学，这是最重要的一种文学式样。”（注：转引自唐鸿棣著，《略论“左联”对报告文学的介绍和理论研讨》，《贵州社会科学》1990年第12期。）其功能目的被定位为“必然的具有一定的目的，和一定的倾向”（注：阿英著，《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南强书局1932年4月版。）， “这目的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注：袁殊著，《报告文学论》，《文艺新闻》第18号，1931年7月13日。）。 其认知方式被描述为：“能够把变动的日常事故更迅速更直接地反映、批判”（注：胡风著，《关于速写与其他》，《文学》第4卷2号，1935 年2月。）。也就是说，这一阶段的报告文学观念主要具有如下内涵：在文体功能上要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在作家思想和文学内容上要具有无产阶级目的意识；在文学的认知方式上要坚持社会分析与社会批判的首要性乃至唯一性。这些内涵共同建构起报告文学政论性的思维框架。 这一时期形成的报告文学观念的另一重要内容便是对报告文学文学性与新闻性的确认。在这个时期的作家与理论家看来，报告文学不同于劳动通讯，“前者不是文学，而后者却是纯然的文学”；报告文学不是小说，“小说的创造性比较大，而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比较大”；报告文学不是速写，速写“缺乏关于现实事情的细密的研究和分析，常常忽略了事件的历史动态”；报告文学也不是文艺性散文，它“带着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也就是说，报告文学独立的文体意义在于它具有文学性与新闻性的双重因素。对此，茅盾以理论的形式作了较为完整的概括：“‘报告’的主要性质是将生活中的某一事件立即报告给读者大众。题材既是发生的某一事件，所以‘报告’有浓厚的新闻性；但它跟报章新闻不同，因为它必须充分地形象化。”“好的‘报告’须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描写，氛围的渲染等等”（注：茅盾著，《关于报告文学》，《中流》第11期，1937年2月20 日。）。报告文学《包身工》， 就是报告文学三种文体要素日益和谐统一的产物，作品以剖析与形象的交相组合，概括叙述与细致描写的交替运用，速写场面、特写镜头、白描手法的随机落笔，构成了作品鲜明的艺术特色，成为报告文学创作的第一块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