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初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状况 我被介绍为是战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当事人，但不管怎么说，我这个所谓的当事人还是很可怜的——1948年我才开始学习中文，因而战后初期的事根本不知道。所以，对下面将要回顾的事，以及在当时或多或少、模模糊糊知晓一些的事情，我想还是凭记忆边想边谈吧。 如大家所知，战前发行的《中国文学》杂志在战时停刊了，战后重又复刊。从那时开始，中国文学的研究复活起来了。 1945年一年中几乎没有杂志发行，即使是一般的刊物，如《世界》的创刊、《中央公论》和《改造》的复刊，我记得也是在1946年的一月份，即战败后的第二年。所以，1946年3月《中国文学》的复刊， 可以说是启动得相当早的。那时，引人注目的文章中有佐野学的《毛泽东的文风论》。以前，我曾算是粗略地通览过一遍，但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所以这次又重新翻阅了一遍，竟意想不到地冒出了这一个古怪的人来。所谓《毛泽东的文风论》，就是毛泽东有关“三风”整顿（注：毛泽东有《整顿党的作风》一文，其中涉及党风、文风、 学风。—— 译注）的话题。毛泽东尽管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却不同于那种不知融通、变态畸形的“国际主义”的僵硬教条主义，而是密切合乎中国实情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此而言，（佐野学）自然说得千真万确。但那时他所说的，也还只是认为，战前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简单地说就是因为从事了打倒天皇制的工作便是不好的这样一种理论的生衍，多多少少感到它是篇含有一种自我辩护意味的文章。就在那时的1946年4月，武田泰淳回到了日本。 武田泰淳去世时，杂志《海》上刊登了堀田善卫和开高健的对话。其中，掘田说：“武田回国是4月，当时有一条规定， 不准携带印刷品和手稿。因此，他就把一个相当庞大的物件托付给我了。（中略）好像是他自己写的一些笔记之类的东西……。（中略）有关学问的笔记什么的吧。反正有不少东西。再加上武田收集的战后中国文学的书籍、刊物杂志和报纸之类，还有单行本，数量相当多。（中略）他留下的这些东西，加上我自己购集起来的书籍，比如那时在日本还根本不可能输入的冈萨·斯泰因（Gunther.Stein）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之类的书， 还有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书籍。我的主要是些英文书。（中略）什么也不管了，听天由命吧。我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塞进了铺盖袋，只用一条褥子包严了，带进登陆艇，就这样回国了。这样带回的我的东西和武田的资料，成为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的基础。”小野忍的《道标》（1979年2 月，小泽书店）中有这样的写法：“武田泰淳收集的东西，由堀田善卫运了回来。”也曾几次直接从小野口中听到这样的话：“堀田善卫带回来的书中，令人震惊的有四本，即《霜叶红似二月花》、《腐蚀》、骆宾基的《北望园的春》和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读了这些书以后，惊诧于中国文学已经完全改变了面貌。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中国文学研究会也不能稀里糊涂了。” 堀田善卫回国是在1947年1月4日。如果真是在这个时候，他把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带了回来，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人由此而看到这本书的话，那么在下一个月，《人间》杂志就刊载了丁玲的这篇小说，这在时间上是不是显得太早了呢？另外还有一个疑问，1946年9 月号上刊登的11月号的预告中，作为新近的作品有茅盾的《腐蚀》和《清明前后》、《耶稣之死》等，此外有郭沫若的《苏联纪行》、《屈原》等等，其中，还有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如果这是靠得住的话，没准在堀田回来以前这些书就已经通过什么途径得到手了。这一假设是能够成立的。这些书并不始于武田泰淳带回来的这种说法，从当时的状况和堀田本人的证言中也能得到确认。当时从中国回来的人，什么也不能携带归国，这是一个常识。说到堀田善卫是怎样把这些书带回来的呢，他是差不多半年以后才回国的。战后，他被国民党文化部的有关部门留用，做了不少事。据说因为他有可以受到国民党政府特别关照的头衔，所以才能把书带回来。但是，也有迹象表明，在堀田把这些书带回来之前，某种程度上日本国内已经有了这些书。至于到底是怎么来的，却还不清楚。 翻阅那时的杂志便能发现，武田泰淳关于老舍近作的文章啦，别人围绕他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啦，还有向鹿地亘提问什么的东西较多。比如，1946年7、8月的合刊号上，出现了阿部知二、冈崎俊夫等人，那个座谈会名为《关于最近的中国文学》，但几乎都是听武田泰淳介绍在中国的见闻内容。战后最初被日本读书界介绍的中国战时的文学作品，就是《我在霞村的时候》吧，《人间》杂志第二卷第二号（1947年2 月）发表。 说到1947年2月，我还是旧制中学的三年级生吧。 我的哥哥订了《人间》杂志，我是颇有点自不量力的文学青年，也就哗啦哗啦地看了。我记得曾与哥哥谈起《我在霞村的时候》的话题，只是想不起来当时对这篇小说的内涵抱有怎样的印象，反正以为这是在战后的日本被最早翻译的中国战时的文学作品。但是，这次我又重新调查了一下，原来却是错了。在此之前的1946年10月，周而复的《地下道》就已被翻译了。此后它还被收入了菊地三郎以编译的形式由创艺社出版的《近代文库》（1952年3月）《现代中国短篇集》中。 战后创刊的《新日本文学》也在发刊后不久的第5号上刊登了《地下道》， 并写着选自中国出版的叫做《文坛》的杂志第2号。这好像才是最早[被翻译]的一篇。对此， 我又进行了调查。出乎意料，最早的一篇是以毛泽东的《现阶段中国新文艺的方向》为题的日译单行本《文艺讲话》（注：即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译注）。但原先我想可以认为第一个一本正经地将中国现代文学及其内容当作问题来研究的，也还该算是冈崎写的东西。这次重新查阅资料后才发现，《我在霞村的时候》刊登在《人间》上时，冈崎并没有增加什么解说，只是附上了几个词语的“注释”。另外，则只有一篇十五六行的短短的作者介绍，对于内容未落笔墨。以后它又成为单行本，其中加入了《夜》、《新的信念》等一起发行。如今，与此几乎相同的单行本在岩波文库中列入了，我想读过这书的人一定很多吧。在那书的“后记”中，冈崎留下了一篇著名的文字，他是这样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