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向来是一个复杂的、有争议的“文学现象”。从20年代至今，评论界对郁达夫及其作品的认识评价就很不统一，可以说是一直存在着矛盾和分歧，甚至出现了几次很大的反复。评论界存在的这一现象，除了郁达夫本身具有多重人格，及其作品在审美内容和审美表现方面的独创性、特异性外，还会不会有其他外在因素在左右着郁达夫研究？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艺术品是特定时代的产物，艺术家离不开他所属的时代，对艺术品和艺术家的批评，当然一定程度上也要受制约于批评家所隶属的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环境。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笔者提出了文学批评与文化语境的关系的论题。即：文化语境与文学批评之间有着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研究者在从事文学批评时，其批评视界、批评焦点和批评话语等等，往往要受到特定时代的文化语境的制约、影响，并且随着后者的变化而变化。于是，有了本文的郁达夫研究与变化中的中国文化语境之关系的思路。下面试分三部分具体展开论述。 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的历史变迁 首先要界说的是，何谓“文化语境”？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经历了哪些历史性变迁？因为它们正是本文立论的基点。 语境，原本是语言学术语，指的是语言使用的现实环境。如同许多语言学概念被广泛地运用于其他社会学科一样，“语境”一词也已被现代西方的分析美学、解释学等多种学科所借用。本文则是从文化学的意义上来起用“语境”一词，并整合成“文化语境”这个新概念。新组合而成的“文化语境”一词，其涵义与通常人们所说的“文化背景”相近似，但也只是“近似”，而非完全等同。根据笔者的理解，所谓“文化语境”，就是指能够形诸语言、用言语表述概括出来的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换句话说，也即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在言语形态上的反映。不过它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文化背景或环境，而是代表着一种“主流意识形态”。 语境理论强调语言的意义取决于使用语言的环境：同一个词，同一句话，在不同的使用环境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语言的意义是变易的，它依赖于语境，依赖于用法。这即是说，释义依赖语境，语境制约着释义，语境与释义之间有着制约与被制约、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由此推论，释义也要受到“释义者的语境”〔7〕的制约和影响， 批评也要受到批评者的文化语境的制约和影响。 文化语境如同“语境”一词一样，并不是静止不变的，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只是因为文化本身具有历史继承性和相对稳定性，文化语境也便有了既静又动、既稳定又变化的特征。20世纪的中国文化语境就表现出了这种既相对稳定、又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性特征。 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基本走向恰好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相始终。不仅文学艺术是如此，其他哲学、政治、道德等意识形态也基本上取同一态势。文化语境，本来就是受社会革命和政治、经济制度的影响和制约的，因而，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的变迁，也鲜明地显示出了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同步发展的历史趋向。下面试将其历史变化轨迹作一简单的勾勒。 一、本世纪初至40年代，中国的基本文化语境是“人的解放、阶级的解放、民族的解放”。 1915年拉开序幕的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向封建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全面宣战的思想启蒙运动，它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旗帜，以促成人性解放、唤起国民觉醒为自己的最高使命。于是，“个性解放”、“大写的人”，也便成了“五四”时代的最强音，“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者和整个新文学创作实践，无不表现出对于人性解放的执著探索和忧国忧民的精神。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致使国内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阶级斗争日趋激烈、尖锐的结果，是把无产阶级推上了单独领导中国革命的位置，阶级的解放成了当务之急。20年代末开始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和其后持续开展的更大规模的“左翼”文艺运动，就表现出了这种强烈的阶级意识和革命要求。“9·18”事变后， 日本妄图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日益暴露，于是“救亡图存”成了时代的主旋律，历史进入了全民抗战时期。这时文艺战线上出现的“国防文学”、“国防戏剧”的创作热潮，就是文艺自觉地承负起了为民族解放而呐喊的历史使命的表现。总之，一方面，弘扬人的解放依然是这时期社会的主调之一；另一方面，由于大动荡的时代环境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日趋尖锐化，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呼声，盖过了其他一切的愿望，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要求，被提到了更为重要的位置。因此，可以说贯穿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化语境，就是“人的解放”、“阶级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70年代中期，中国的基本文化语境是“创建现代民族国家”。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中国从此跨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时人的解放、阶级以及民族的解放都已实现，而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共同问题，则是如何在满目疮痍的国土上创建一个崭新的国家，因此文化语境也随之变为“创建现代民族国家”。早在1940年，毛泽东就在他的历史性文献《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表述过“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这个所谓的“新中国”，当然是从社会制度、政治经济体制，到思想意识、国民素质等等，截然不同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现代中国。为了实现这一蓝图，毛泽东即着手开始了一系列的理论建构，其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8〕、“百花齐放，百家争鸣”〔9〕等等，就是他认识到文艺巨大的社会作用，尤其直接关系到国民精神的再塑而提出的。5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下的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以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等，也都是主观上为了适应加快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步伐、尽快进入共产主义这一“主流意识形态”需要的结果。甚至连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60—70年代“高大全”英雄人物的占领文艺舞台等等，实际上也均是“创建现代民族国家”此一大文化语境下的产物。可惜，在当时生产力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这一切举措是犯了“左”的方向性错误的，以致后来被“四人帮”所利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