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赵树理五十四岁。在这之前，他一路顺利，被誉为文坛的“旗帜”。那一年，他从北京到省、县里，为农业问题上上下下折腾数次，写了几封分量很重、与众不同的信件及文章给地委书记、省委书记，直至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和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兼《红旗》总编辑陈伯达。就是这几封信和文章酝成“祸根”，在当年冬天开展的反右倾运动中，使赵树理成了中国作协整风中内部重点帮助对象之一。这个寒冷冬天的印象，郁结成赵树理一块难于治愈的心病。 据知情人介绍，赵树理平时并不爱写信、写汇报，他是一个谨慎、交际拘束的人，之所以在一九五九年频繁地向上面写信，是来自于他对山西家乡农村实地观察后发自内心的焦虑、不安情绪。这里有一个外因，就是陈伯达刚刚创办理论刊物《红旗》，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全国二届人大会议期间，别出心裁地约请赵树理为《红旗》写小说。赵树理把它视之为“光荣的任务”，不时在心里惦记着此事。 “可惜自去年冬季以来，发现公社对农业生产的领导有些抓不着要处，而且这些事又都是自上而下形成一套体系的工作安排，也不能由公社或县来加以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我到了基层生产单位的管理区，对有些事情就进退失据。”事隔四个月，赵树理八月二十日写信给陈伯达，把自己在农村的苦恼和创作上的困境和盘托出。他在信中写道：“我就在这种情况下游来游去，起不到什么积极作用……我不但写不成小说，也找不到点对国计民生有补的事。因此我才把写小说的主意打消，来把我在农业方面（现阶段的）的一些体会写成了意见书式的文章寄给你。” 这篇长达万言的文章起了一个带有学问意味和个性色彩的题目：《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应该如何领导”这种句式颇让后来的批判者不快。赵树理或许事先有些预感，为了避免批评领导的口气，写作时曾换过四五种写法，竭力想把那种口气去掉。他坦率地告诉陈伯达：“这文章仍与现行的领导之法是抵触的，我估计不便发表，请你看看，给我提出些指正——说不定是我思想上有了毛病，不过即使是那样，我也应该说出来请你指正。” 不知道陈伯达看了信和文章后的感想，只是他（或者是《红旗》编辑部）在晚些时候将它们转给了作协党组。后来印成作协党员会议绝密文件，供大家内部批判时使用。我注意到，在《红旗》杂志该文的“来稿处理单”上，有一位编辑大笔一挥，写下几句意见：“我觉得这篇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很怪，有的甚至很荒谬。” 所谓“荒谬观点”之一就是赵树理在信中提到的公社领导身份的问题，他写道：“公社最好是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在人家作计划时候提出种植作物种类、亩数、亩产、总产等类似规定性的建议，也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代替人家的全体社员大会对人家的计划草案作最后的审查批准。要是那样做了，会使各管理区感到掣肘因而放弃其主动性，减弱其积极性。”中国作协党组由此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向中宣部汇报时，把赵的观点归纳为：“让公社处于顾问性的协助地位，实际上是改变了公社的性能，否定了公社的必要性和优越性。” 庐山会议后，这种观点无疑是与中央政策大唱反调的反面言论，其大胆程度在当时寥寥可数。批判赵树理的战火悄然点起后，老实的赵树理又交出另一封给陈伯达未发出的信，其观点比第一封信有过之而无不及，再加上公布的五九年元宵节致邵荃麟的信，更给批判火上添油。在信中，他再次表露了“进退失据”的感受：“在这八九年中，前三年感到工作还顺利，以后便逐渐难于插手，到去年公社化以后，更感到彻底无能为力。”在国家与集体矛盾的时候，不知道该站在哪一方面说话？赵树理痛苦地表示：“每遇到这种矛盾出现，我便感到难于开口。”他在信中随手举了四个在生产上瞎指挥、官僚主义、虚报等例子，指出“这种例证多到无法计算。” 赵树理凭着作家的敏感，说出了对那一时期描述最妥贴的警句：“计划得不恰当了，它是不服从规定的。什么也规定，好像是都纳入国家规范了，就是产量偏不就范。”这种略带幽默、嘲讽的语气让上面的一些人看了很不舒服，愈发觉得赵树理身上滋长着一种别人所没有的异样感觉，他的姿态在当时大背景中显得很不和谐。赵树理自己也意识到这种境地，他左看右看，终于停笔了，自己解释其中原因：“这封信所以没有继续写下去，是感到会使领导上看了前半截觉得我也是故意找难题的人。” 这封未完成的信稿，字迹认真工整，几乎没有任何修改痕迹，可以想象作者深思熟虑、下笔千斤重的情景。但是九页稿纸中，用了几种墨水，表明作者断断续续在不同地点写信，拖了很长时间。 尽管赵树理后来有意设防，但事情的结果比他所预料的要严重，这几封信导致一个多月的大会批判、小会帮助。前几年曾有文章指责陈伯达转信是别有用心，是政治陷害。后来我看到一九五九年一月九日陈伯达致毛泽东的信（作为中央宣传工作座谈会文件之一散发），才发觉陈伯达在信中也有与赵树理相近似的感受，他在福建家乡走了一圈后，对密植、深耕、干部作风、虚报数字等问题对毛泽东直抒己见，他甚至明确地说：“当群众不同意干的时候，即使有黄金万两，也不要去捞。”他强调，这是大跃进难以避免的副产品，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既然群众有意见，引起我们相应的注意，并且力求在今后的行动中避免重复同样的缺点，也是必要的。 可以想象，陈伯达在读赵树理的信时会有一些同感，起码不会有恶感。当后来批赵达到高潮时，作协党组曾约请陈伯达、周扬同赵谈一次话。陈伯达同意了，但是后来不知何故没有谈成，或许陈伯达也有难言的苦衷，他不知如何面对赵树理来解释这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