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所以那些甘愿服务于沙滩的人，那些暂时还不想纵身入海的人，徘徊于岸边沙滩，就只能在海水退潮时分，捡些被海浪冲上岸的贝壳和小鱼小虾了。说不定，还得搭上些时间，去清理人们丢弃在沙滩上的垃圾。 《商品大潮与文化沙滩》 在这样地充满了商品经济大潮带来的文化领域里的喧哗与骚动的90年代里，张抗抗的创作，显然地，似乎是在文学的潮流之外的—— 作为在北大荒的黑土地上抛洒了青春岁月的知青一代，她没有加入那种最能牵动同代人心灵的怀旧大合唱，没有对于消逝的既往的顽强体认和反复证明； 作为80年代成名的作家，她没有一味地怀恋“过去的好时光”，没有对当下的现实生活采取断然拒绝的态度，没有将90年代与80年代对立起来，同时，她对于文化沙滩与文化沙漠的界定、区分，在审慎中传达出相当的自信，从而确立了自己的文化态度； 作为同代人中不为多见的思考型女性，她没有参与文坛上火药味十足的激烈论战，没有发表什么愤世嫉俗的宣言，而是踏踏实实地写自己的作品，不浮不躁，定力甚强； 她保持了自己的个性，以独有的姿态，面对现实，追问历史，憧憬理想，切切实实地在这块既热闹非常又冷冷清清的文化沙滩上，作一个拣贝壳的人。进一步而言，在拾贝者中间，有活泼顽皮的孩子，有鉴赏力很高的收藏家，有奇货可居的商贩，张抗抗呢，她拣起一只贝壳，却是以发现者和思想者的目光，去端详贝壳上岁月流逝的痕迹，去倾听历史留下的回响，去辉映阳光下的七彩斑斓，甚至遐想着从大海的浪花中诞生的维纳斯…… 进入90年代，张抗抗的创作势头，仍然不减当年，她先后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赤彤丹朱》和《情爱画廊》，这两部作品在文坛和读者中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相比之下，她于90年代写的一组短篇小说和文化随笔，似乎没有前者那么引人注目，但是，它们对于研究张抗抗的创作道路，对于解读作家的心态，是很有意义的。因此，本文就是以这些作品为考察对象，对张抗抗的90年代创作，进行一番梳理和剖析。 （二） 时间所创造所赋予的，难道只是一代又一代的牺牲和蒌顿？时间就这样悄然磨灭并销蚀我们少年的锐气，却把它曾经占有过的那个空间中所有的遗留物，为我们制成一双双型号固定的玻璃鞋子，让我们一只脚踏在门外一只脚留在门里，长久地游移徘徊么？ 《时间永远不变》 张抗抗1991年的短篇小说《时间永远不变》，让我想到80年代一位著名女诗人颇受称道的一首诗《老去的是时间》。那时，历史的新时期刚刚拉开帷幕，从浩劫中走过来死而复生的人们，充满了凤凰涅槃的豪情，豪迈地宣布：青春和信念是不会衰老的，老去的只是运动不息的自然时间。如今呢，又是10余年过去了，作家的认识，从正题转向了反题，人生易老天难老，在生命的流逝中，只有时间的尺度是不变的，春秋代谢，周而复始，岁岁年年花相似，年年岁岁人不同，从中体味到的，是多少感慨和苍凉！ 到了90年代，一股怀旧的情绪在社会上弥漫，关于“老三届”，关于知青一代，一时间成为其中最活跃的因子。张抗抗作为过来人，却没有投入这种带有浓重的自恋色彩的“怀旧潮”，她总是带着怀疑和反省的目光回顾这段历史。在《选择的疑问》一文中，她对用“苦难与风流”来概括“老三届”人的道路，就直言不讳地提出疑问：“苦难是实，风流倒未必。至少，大部分‘老三届’三十岁之前的日子，是没有多少风流可言的。七十年代末期，总算开始有了些许风流的欲望与可能，年龄却已经是下午两三点钟的太阳，弧度上可见落势，包含‘抢救’的意味，就风流得比较勉强。”她把这一代人的命运曲折归结为无可选择，每个人都失去了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的自由，只能听任畸型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行任意的拨弄。《时间永远不变》所展示的，就是这种命运扭曲之下的人生哀伤，是80年代初期的雄心勃勃在严峻现实中失落的感叹，更是作品中的“我”对于“老三届”的这种群体心态的冷峻反思和质疑。 如果说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是导致这“老三届”一代人的人生坎坷的社会因素，那么，这一代人能否把自己的郁郁不得志归诸客观环境呢？在许多知青作家那里，他们显然是这样去看的，并且还努力地从这一代人对于心中理想的坚守中，寻找积极的肯定的因素，进而肯定自己。张抗抗自己在同代人中间，可以说是个成功者，她从80年代初期以《夏》和《淡淡的晨雾》为自己赢得文学声誉以来，一直是受到社会关注的重要作家，但是，她却并没有因为现实的既得利益而把昨天也赋予诗意的色彩，没有因为今天的成就而把人生轨迹神圣化，没有把当下的赞扬当作对昨日迷失和尴尬的改写——在同代作家中间，张抗抗的自省意识可以说是最强的，她没美化过去，没有美化从过去走向今天的自己和同代人。从早期的《白罂粟》等作品开始，她就开始了自我的忏悔，写于90年代的《残忍》、《沙暴》等，更集中地体现出她对于同代人灵魂的拷问，而且，这种拷问所面对的，不仅是已经告别的过去，它一直延伸到现实生活之中，一直没有得到清醒的认知和深入的清算，人们只是习惯于清算历史，把个人的不幸都归诸个人无法与之抗争的历史，却很少扪心自问，自己对于历史又做了些什么。因此，不但说，历史往往是一笔糊涂账，更严重的是，历史的荒诞，仍然会在现实中重演。《沙暴》中的辛建生，当年在草原上插队的时候，曾经因为无知，参与了知青们猎杀老鹰的行动，后来，他从事实中得到严酷的教训，对于老鹰的大规模猎杀，破坏了自然的生物链，使得草原生态严重失衡，草场被人为地破坏殆尽，给草原和牧民带来巨大的灾害。为此，他深深地愧疚于心，耿耿难忘。可是，心灵的自责并没有使他真正成熟起来，一旦面对现实利益的诱惑，他就变得动摇起来，最终是跟着他人重返草原，再次举起罪恶的猎枪。他的良知是如此脆弱，简直让人怀疑他曾经有过的忏悔到底有多少真诚。《残忍》则讲了一个以恶制恶的故事。知青牛锛，因为不堪连长傅永杰对全连的盘剥和对女知青的玷污，因为无法对他实行正义的制裁，就密谋策划，与马嵘一道，非常残忍地将其活埋在荒野上，并且一个人承担了谋杀的罪名。一种正义的复仇，却又证明着人性的残忍。如今，牛锛的好朋友马嵘，没有从积极反省的角度回顾他和牛锛当年的行为，而是从实用主义和既得利益者的立场，从牛锛保护了他，他又摆脱了牛锛的制约以后，在商场上取得的丰厚利润和奢侈享受的角度，对往事进行告别。古人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像辛建生和马嵘这样地健忘历史，是否正表明这一代人身上的某种劣根性，从历史深处继承而来又在现实中继续下去的民族劣根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