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作家俞天白从五十年代就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他生长在一个传统文化氛围颇为浓厚的家庭，起首热衷的是朱自清、孙犁那种清丽淡雅、质朴简洁的文风，把诗情画意融合到民情风俗的描绘中去。这种追求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吾也狂医生》第一卷中有明显的表现。随着政治气候的日趋严峻，他不得不放弃了最初的艺术追求，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在他内心植根的以时代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为核心的忧患意识。作为现实主义的作家，俞天白有着一贯的参与意识和求索精神。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他关注现实，在现实和时代的潮流中求索。他不回避与改革伴生的裂变和冲突，更不对社会围绕着转动的那些问题熟视无睹，而是寻求问题的深层内涵，追索其在历史上的正负面影响，并且把这种追索与观念的更新相联系，因而他所表现的就不是一般化的困惑和迷茫，而是有着理论色彩的探寻和体验，他所揭示的也不是浅尝辄止的皮相，而是对现实的较为透彻的观照。 1 作为个人文化气质的一种体现，俞天白对于在创作中体现作家的人格力量和道德力量有自觉的追求。 强烈的现实感是这一创作母题的特点。“文化大革命”动乱中道德实践的冲突和道德人格的较量，使俞天白深切感受到作家对于重建作为社会精神支柱的道德规范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如果说1984年还发表过中篇《惊蜇》是在挖掘儿童及青少年时代的“库存”的话，那么1978年到1979年的中篇《现代人》和《融雪天》表明作家已经面向了现实。他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当时尚未引起重视的青年的道德层面，他觉察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人之所以沦为极左路线的工具，自身的人生信念和道德观也是不可或缺的内在依据。《现代人》对于那个工于心计、善于“看行情”“赶浪头”，最后上了贼船的青年技术员张向辉的内心，就在道德观念的层面上作了深入的揭示。这是一个有着现实意义的形象，特别是他以“现代人”自居，把自己的无耻行径称为“掌握了闯进新时代大门的钥匙”，就更值得注意，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之一，就是这年月长成的一大批青年的道德意识的沦丧。同样的，《滤光》中老学者盛亦奇的儿子盛小泓，自己没有半点搞历史研究的素养，却不但借着父亲的光混进了历史所，又趁父亲病重千方百计企图占有父亲的文物，为了达到目的甚至不惜往父亲身上泼污水；《儿子》中的老二为了发家恣意剥削徒弟，却不传授手艺……在作品中大量出现这类描写，证明作者不是对此偶有感触。 写于1981年的中篇小说《泱泱》似乎不为论者注意。作品叙述病故老干部姜主任的家属向组织上提出种种无理要求，蛮缠胡搅，甚至在大热天不让死者遗体早日火化，固然揭示出其人格的可鄙，但当读者把这件事同姜主任的儿子姜韬关于世风的议论联系起来，就不难体察到作家对利己主义冰水迅速浸蚀社会各个角落的忧虑。 真实表现人们在新时代生活道德范畴中所产生的困惑和寻求，是作者在道德母题创作上的另一特点。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道德观念，但在不同道德观矛盾冲突的现实生活中，当事者却需要付出痛苦的心理代价方能完成艰难的抉择。因为在具体的生活环境中，他的抉择要以不破坏现实生活的整体和谐为度，这样，他就必然同时要作出感情上的某种牺牲。这就是中篇小说《危栏》给读者的启示。主人公卫岛内心的感情冲突并非不可思议，妻子与他在文化素养和审美观上的错位使他的感情天平发生倾斜，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妻子的不足不是原则上或本质上的缺陷，也并非不可转变，他不能把幸福建筑在家庭其他成员的巨大痛苦之上。小说对卫岛在与同事肖淑吟婚外恋过程中的内心波动和奇思怪想写得细致真实，引人入胜。小说发表后引起的广泛注意和争论，正说明了作品的现实意义。但小说在处理主人公情感的最后转化却显得过于简单。作者对肖淑吟那种玩世不恭，要求“冲破一切传统观念，回复到自我”，只知向社会索取，满足欲望，却不谈应尽社会责任的精神面貌，尽管在叙述中流露出不尽认同，但缺少必要的批评。这也体现着带有时代感的困惑，因为肖淑吟那一类青年，当时是喊着“愿意受管束，但不愿受操纵”、“要求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意识”之类似是而非的口号，以一种“新潮流”的面目出现的。 新时代的道德规范总要在扬弃传统道德消极因素的基础上得以建构，把传统道德虚无主义地一脚踢开，只能带来道德观念的危机。中篇小说《屏》赞扬的就是尽管“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使社会道德观念遭到巨大的破坏，人们依旧“渴求着真诚与正直”的道德意识。作品细腻地表现中学教师黄从武（原名王崇儒）为了在极左路线的淫威下，在风气败坏的环境中保持善良正直所付出的代价。他被迫害、被怀疑误解、被提防讥议，但他却“依然是那个节衣缩食、偷偷寄钱给灾区而不图褒奖的师范生；他照样是那个怀着一腔热血毅然支边去的王崇儒；他，也确确实实是那个既不耽误爱人上班，又不惊动邻里酣睡而自愿吃苦的人民教师！”没有强烈的道德意识作为精神支柱，是难以做到这一点的。《古宅》和《滤光》的两位主人公并不坐而论道，却以高风亮节乃至自己的生命展示了“重义轻利”的道德情操。“重义轻利”同“舍生取义”一样，都是自古以来被人们喻为美德的道德规范。“义”、“利”在不同时代固然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但作家在这里力图表现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原则、一种道德人格。《滤光》中的老学者盛亦奇在风烛残年以命相拼，宁可把毕生搜集的珍贵历史资料捐赠给国家，也决不留给那两个无德无才，却千方百计妄图“挟持重器”，占取这些文物的儿子，他所坚持的，就是这种原则。这种道德人格在《古宅》的主人公高恺之身上有更为完满的体现。作为古建筑专家的他，在得知古建筑界的那个“霸头”为了赚钱不惜毁坏松江古塔时的痛彻骨髓，以及他为了争取主持修复这座珍重古塔恨不得掏出肝胆，读者不能不深深感受到他胸中鼓荡着的爱国主义激情！他的“狷介”和“孤傲”其实是对充满利己主义铜臭味的世风的抗议，而他倾心古建筑几乎到了癫狂地步也正是其爱国主义和重义轻利的道德人格的一种升华。他的遭遇是作家对当时在一些领域中“一切向钱看”的反道德的风尚的严峻抨击。这个老知识分子的动人形象，是作家在道德题材创作中的杰作，有其突出的现实主义艺术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