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太阳照着的时候晒好干草 ——民谚 转引自爱默生《自然沉思录》 洪峰1990年以来发表的小说，比起他在八十年代中晚期的作品，给评论界出了更加费解的难题。在评论先锋小说的评论文章中，我们再难从一长列名字中找出洪峰，尽管他本人也许并不在乎。曾有评论家把《东八时区》当成“新写实长篇小说”来读〔1〕，不失为一种机智， 因为“新写实”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先锋性，但新写实小说并非先锋小说，这种归类就等于把这部洪峰苦心经营的长篇小说开除于先锋小说的阵营。只有大型文学杂志《江南》1994年第1期曾在“中国当代新小说专号”中推出他的长篇小说《喜剧之年》（另有北村、韩东等人的中短篇作品）。这种判决无疑有些残酷。事实是，把洪峰简单地归类，会给他的小说带来相当大的破坏性。洪锋又不向流行的“款式”靠拢，结果就成了评论追踪之外的浪子。 洪峰的小说在结构历史的外部形态上，的确具的通常的写实小说的倾向，但在精神基质以及展开这种精神基质的方式上，仍具有先锋小说气派。特别在“欲望话语”的层次表达上，比一般被普遍看好的先锋小说代表作，甚至走得更远一些。 洪峰的欲望话语是通过几种“恐惧”表达的，如此细密地分布恐惧于小说的空间形式之中，是对“消解深度”企望的消解，小说在洪峰笔下正在走出单纯的技术狂热，更加专注地走向人类精神的深广地带。 欲望话语为人所特有。欲望之中有破坏欲也有修复欲，有性欲也有爱欲，统统建立在一个“生”的欲望之上。恐惧就恰恰产生于人不能很好地“生”，这“很好地生”的标志是生存场所的温暖和性爱所能达到的美好。在洪峰那里，叙述层次的递进，为欲望话语的表达提供了生动的对方。 一、怀乡恐惧 洪峰90年代的小说写童年、青少年时期的故乡的故事，表面上似乎依然还在复述他的《奔丧》、《瀚海》等名作里的老家，仔细认读，就会发现，作家不再带着文化寻根的愿望去讲述近乎局外的乡野里的生命故事，而是带着更多的温情陷在命运所规定的生命停泊地上，明明知道那里不再会给自己带来童年、青少年所向往的东西，却偏偏要让自己的梦做在那里也破在那里。那里是巨大的力的漩涡，整个故乡是一个大的磁场，它梦魇一般粘住了作家，越挣扎反而粘得越牢。怀乡的时候，没有逃离的自由。逃离是一种徒劳。剩下的只有摆脱这种滞留而不得的恐惧。洪峰的每一部新作几乎都写到了被恐惧吸附的生命历程，种种为生的欲望而挣扎的大小故事袭向童年、青少年的“我”，“我”的故园并不是“诗意的栖居”之所。 洪峰在1989年的一部中篇小说中，有一句很显眼的话：“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小心和努力地活下去并且尽可能活得长久——虽然我们的把握并不很大。”正是从此，洪峰对于写作的技术性的追求不再十分强烈，他巨大的热情已投入到对生命及其居所的悲剧性表达里。这篇小说的标题：《重返家园》（《青年文学》1989.2）。他此后的小说中，人物大都没有这“并不很大”的把握。 丑恶的、凶狠的、肮脏的往事，为童年回忆的屏壁上涂满了淋漓的污物。《年轮》（《小说家》1991.3）中徐奶奶往房墙上拉屎的形象，深寓了怀乡的象征意味。“我真不愿意讲肮脏的往事，我和大家一样不喜欢，但那件事留给我的印象过分深，它可能使我形成了如今的洁癖，或者是病态的”。看来“印象过分深”的往事，即使“不愿意讲”、“不喜欢”也还是不能不讲的。比如“打人”的故事，这里有精采的笔致：一向专横霸道、骂人不眨眼的徐奶奶，被第二任儿媳的一顿耳光搧得突然从此顺从起来，失去了生气。小说中“我”遭父亲痛打，为怀乡带上了强刺激的烙印。最鲜明地体现“挨打”的刺激的是《九路汽车》（《鸭绿江》1991.4），兄弟亲情中饱含着哥哥因个头矮遭受欺凌、毒打的经历。于是“我”发誓练就一双铁拳，在凶暴面前决不退缩，以致中学毕业后无业就去打架。这里，以暴力反抗暴力，是一种对暴力的恐惧记忆的应验，暴力便具有一种新的深度： 暴力：恐惧／反抗 ↓↓ 以心 以拳 行为的反抗是内心恐惧的补偿与释解，但反抗仅仅是恐惧的变形，并不是恐惧得到根治的对症之药，“反抗必然增加疯狂世界的恶”，〔2〕只能使恐惧的发展走向终端，即把生的欲望变形为死的欲望。 也许是作家意识到了这种行动的无奈，在其后的长篇小说《和平年代》（《花城》1993.4）中，主人公段和平认为，“以邪恶对邪恶，以流血对流血不符合人的要求，一个现代人的最根本标志是承受生活给你的一切。喜欢的和不喜欢的”。小说中段和平不仅不是一个行动的人，几乎连言语都处于淤滞状态，“不管哪种情况，都无法诉说了”。他思想着，却难于表达。这部有着多重恐惧又埋藏着巨大的对温暖美好生活渴望的长篇，充溢着对人类所居处的这个世界的不可挽回的无望感。它跨度极大地写到朝鲜战争、中印战争、越南战争、中苏之战、阿富汗战争及海湾战争，它们构成主人公生活的“和平年代”的毁灭性的背景；它又直接展现着永远伴随人们的一种“政治”的灾难性祸根，亲爱的人的死和苦难无不与此相关，这是小说揭示给我们的此岸的现实家园，这一切让我们的“怀乡”情绪更加无依无靠没着没落，“怀乡恐惧”也因此变得更为具体更为不可救药，它使生存其中的人像段和平一样面对茫然失措的世界无语地迎接着猝亡的危险。“怀乡恐惧”的表征演进为这种“厄运的循环”——从段方到段援朝／段和平再到段忘，三代人的命运是在战争／政治的阴影和圈套中今日人类灾难性存活的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