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经历了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反右、“大跃进”、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和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等历史大事件，是大曲折和大发展、大动荡和大变革、大倒退和大前进交织在一起的历史时期。当代杂文的发展因此也历经坎坷，几起几落，道路曲折。在经历了27年的挣扎和沉寂的艰难处境之后，当代杂文在粉碎“四人帮”后，终于又迎来了它全面复兴和繁荣拓展的历史新时期，这其中反映了丰富的时代特征和历史规律。 一、杂文家的忧患意识、使命感和责任感，同当代杂文发展的关系。 有着自觉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之一。这种优秀传统在20世纪中国杂文家身上得到了发扬光大，成为促进近、现代杂文滋荣发展的一种动力。 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国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建国之初，社会稳定，生产繁荣，人民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无比优越，无须在自我批评和自我扬弃中求得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那么杂文也就不见得需要。公刘说：“解放了，我和许多同志一样，万分虔诚地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圭臬，确信‘杂文时代’、‘鲁迅笔法’和旧中国一道，从此一去不复返了。于是，我的精力集中于诗。”〔1 〕秦似也认为：“全国解放，天翻地覆，这个变化是那么大，使我完全抛开了杂文。”“我的确觉得‘不是杂文时代’了，这时我便全心转到了戏剧工作上。”〔2〕于是，现代杂文家面对新时代、新环境，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 杂文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历史证明，只有像鲁迅那样始终保有自觉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才能成为第一流的杂文大师。不仅鲁迅时代如此，当代也仍然这样。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不少优秀的杂文家，对妨碍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种种腐败、丑恶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思想表现了深深的忧虑和可贵的义愤。杂文家于浩成说：“在我们中国，写杂文不但并不那么轻松好玩，而且说不定还会招灾惹祸。1957年一大批杂文作家的不幸遭遇以及1966年邓拓、吴晗等人的悲惨下场就是前车之鉴。但是好像有一种也许可以称之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的无形的力量，驱使我仍然自觉自愿地拿起了自己的这支笔。……我确信，鲁迅时代并没有过去，而鲁迅的笔法也仍然还是需要的。”〔3〕另一位杂文家胡其伟也说：“八十年代重新握笔， 也想过改行写写比较保险的散文、随笔、微型小说之类。但一拿起笔，老毛病难改，还是写杂文！……追求的仍然是一种社会责任感：对各式各样的歪门邪道不正之风，抒发一通忿恚和感慨。”〔4 〕因此，唐达成在谈到新时期杂文以其思想深邃、忧国忧民、爱憎分明、针砭时弊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时，指出：“以邵燕祥等为代表的一批杂文家的杂文，体现了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的人格力量，显示了人民作家的良心和胆识。如果没有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光明和未来、热爱祖国和民族、热爱一切善良美德的深厚感情，没有对一切愚昧、专横、腐败、自私、违法乱纪、颠倒是非的深切痛恨，就没有一批雄大沉郁、锋芒四射的好杂文。”〔5〕 二、杂文家的理性批判精神，同当代杂文发展的关系。 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曾称人类是一种理性动物。理性无疑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之一。而理性批判精神则是要求人类以理性为标尺来批判和否定一切反理性和非理性的思想言行，带有鲜明的批判性、揭露性、讽刺性和感情色彩。理性批判精神与人类同在，有极其丰富多样的历史和阶级内容，渗透在一切意识形态的形式之中，渗透在一切文学形式之中，通过对假恶丑的揭批来肯定真善美。像喜剧、讽刺诗、相声、漫画和杂文等等文艺形式，主要是以否定性和讽刺性的形式来表达艺术家的社会审美理想，其中的理性批判精神表现得尤为鲜明突出。 近代以来的杂文家是高举着理性批判精神这一战斗旗帜的。这种理性批判精神是杂文家社会审美理想的核心，是杂文的灵魂。“五四”以后，鲁迅受到日本厨川白村的启发，把杂文概括为一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这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实际上包含了杂文家对现实和历史中的社会现象、思想现象、文化现象、国民的性格和灵魂，以及杂文家自我的分析、批评和解剖，纵横结合，有着广阔深刻的内容。杂文家的理性批判精神就体现在这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之中，鲁迅开创的“鲁迅风”杂文，始终高举着理性批判精神旗帜，创造了中国现代杂文的奇观，成为20世纪中国杂文最宝贵的传统，成为后代杂文家提高自己杂文创作思想和艺术水准的典范和原动力。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建国后的17年和十年浩劫中，这种杂文的理性批判精神失落了，杂文创作趋于沉寂。与此相反，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反理性的、充满大批判精神的极“左”杂文则畅通无阻，大行其道。只是到了历史新时期，人们才在老中青三代优秀杂文家的创作中，看到了杂文理性批判精神的复兴和高扬。正如何西来所指出的，新时期万象纷呈，新旧递嬗，充满矛盾，“这也是一个需要理性并且理性被磨砺得光华四射的时代。”〔6〕无论是清理旧的观念体系、价值体系、 文化传统、政治经济体制，以至人们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等，还是建立新的观念系统、价值系统、文化格局、政治经济体制，直到新的生存方式与思维方式，我们都需要理性。正是在这样的历史需要中，杂文“成了这个看起来混混沌沌、迷迷茫茫的现实的良心、良知和理性”，而“杂文的理性，基本上是一种批判理性，这是它的锋芒所系”〔7〕。 新时期杂文所高扬的理性批判精神，以现代的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人道、科学社会主义为思想基础。在杂文家眼里，这种自觉的、彻底的、执著的理性批判精神，“不是小打大帮忙的搔痒痒，不是‘宁弯不折’的变通灵活，也不是盲目莽撞的随帮唱影。而是要像鲁迅那样，‘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以最硬的骨头，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以及我们民族和人类一切丑恶的东西，进行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彻底、最不懈的战斗”〔8〕。因此， 邵燕祥说，人们在描述新时期杂文的时候，往往提到作品数量的繁多、质量的提高和作者阵容的扩大，而他认为理性批判精神的复活和高扬才是新时期杂文所取得的“最可贵”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