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1997年7月，现代汉诗学术研讨会在福建武夷山召开。 这次会议的主旨是检讨现代汉诗一百年来的历史与经验，参加会议的有来自海内外的学者60人。在最后半天的自由发言中，学者们就现今诗坛上的问题、成绩与出路各抒己见。北京大学的洪子诚教授首先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诗刊》97年第1 期选载了谢冕先生的《有些诗正离我们远去》，由于谢冕的文章很久以来不在《诗刊》上出现，这次选载说明了什么问题？紧接着福建社科院的刘登翰先生发表评论。他说，当年（1980年）在南宁诗会上，谢冕和孙绍振为别人“看不懂”的“朦胧诗”摇旗呐喊。历史已经过去，事实证明“朦胧诗”不因某些人的“看不懂”而失去价值。而今，谢冕和孙绍振对现在的新诗表示“看不懂”，是否也会重蹈历史的覆辙？接着，北京大学的孙玉石教授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现在对于新诗存在的问题应该冷静地思考对待，不能急于下结论。因为这里可能暗含着审美趣味的变化等原因。 刘登翰和孙玉石的观点引起了一阵波动，显然，由于“朦胧诗”论战的情景宛在眼前，当年那些论战的人们如今都是历史的见证人，他们关于“崛起”的主张被证明是有理论的魄力与远见的。 而今，它让这些旗手们反回来对现今的诗歌创作表示“看不懂”，说这些人是“艺术的败家子”〔1〕与“沉溺于自恋的人们”，〔2〕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又在回应着当年反对“朦胧诗”的主张。如果事实果然如此，那么，我们就不仅要检讨“崛起”理论的演变轨迹，更要检讨长期以来关于诗歌的基本观念与立场。 但谢冕先生对于他们上述的观点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说，之所以写《有些诗正离我们远去》，有自己的理由。在他看来，现在的诗歌创作存在着“浅薄和贫乏”的缺陷，而这种“浅薄和贫乏”是以“深奥”的外表为掩饰。因此，在如今创作多元、各种姿态均可亮相的“丰富”年代，创作成就却存在着“贫乏”特点。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他还谈到，在前几年的贵州诗会上，有些年轻的诗人们就认为谢冕代表的诗歌观念及批评应该“下课”了。其实，他无心上课，只是摆出一种事实，有许多伟大的诗人，他们的作品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语言都息息相关，在某种程度上是为我们写的，为什么现在有的诗要拒人于门外呢？同样，孙绍振先生也在会上谈到，当前诗歌的最大弊病在于“虚假”，不但在于虚假，而且也容易走向放浪，从人格的放浪到艺术形式的放浪。后来，他的这次讲话变成文字：《后新潮诗的反思》。大体说来，这两人对当今诗歌的批判态度是一致的，他们据以立论的诗歌美学观点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把诗歌当作是和人们生活相关的严肃艺术。因此，在批评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背景，都认为诗人应当担负起社会或艺术的职责。显然，他们认为，现在诗歌创作存在着对社会或艺术乃至个人不负责的现象。所以应该批评，乃至警告。 这次讨论是热烈的，且又在学术的规范内运作，大家摆事实，讲道理，没有意气之争，有的只是把自己心中蕴积许久的观点陈述出来。会议的组织者王光明教授后来收到海外与会学者的赞扬信。尽管这次讨论对于新诗存在的问题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但毕竟让更多的人去关心当今诗歌的发展未来。有了这样的基础，有关后新潮诗的讨论才会更深入下去，才有可能对创作和理论产生久远的影响。 从理论的层面上说，他们的分歧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这就是谢冕在《有些诗正离我们远去》中所说的：“对当前的诗感到失望的不仅有曾经反对过新诗潮，而且现在还在死守固有观念的那些人，而且包括主张对新诗宽容和变革、并且坚定地为新诗的现代化呼吁的更多的人。”因此，我们可以这么问，为什么原来对新诗宽容和变革的人现在回过头来反对当前的诗歌？是新诗发展过程出现波折，还是这些理论家的理论坐标发生倾斜？在我看来，如果一直沿着这条思路走下去，当年《诗刊》批判孙绍振文章所具备的意识形态意味在这次选载中可能要淡薄得多。或许，它的确代表了许多对诗歌抱真诚态度的人们的观念，而这一观念又不能和诗歌创作保持一致。在理论和创作之间，我们似乎看到了很深的矛盾。这种矛盾给我们怎样的理论启示呢？ 历史的回顾 如果我们检讨谢冕和孙绍振自八十年代初以来的理论主张，可能会对我们理解他们现在的批评意见有所帮助。关于“朦胧诗”的论战及其“崛起”理论，可以看作是理解他们诗歌理论的最好材料。王光明先生《艰难的指向》在谈到谢冕的批评理论时说： 谢冕关于“诗应当是什么样子的，诗本来是什么样子的”思考，在诗歌和理论界激起了异乎寻常的回响……谢冕关于中国新诗的思考，他的对于历史道路的检讨和反思，以及他的批评新风格，除了其学术价值外，还昭示我们在民族生活经历了重大历史挫折后，他与同代思考者从盲目走向自觉的思想感情变化，他们的进取精神和批判意识的觉醒。 这段话实际上已经点出谢冕诗歌理论的基本价值取向。对于谢冕那一代的批评家来说，关于诗歌的主张从来没有到要脱离人民和社会的地步。他们在诗歌批评中表达自己的“进取精神和批判意识的觉醒”，甚至表达在经历了重大历史挫折后民族生活的新概念、新思想。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中说到：“有一大批诗人（其中更多的是青年人），开始在更广泛的道路上探索——特别是寻求诗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活的适当方式。”即是把诗和社会生活联在一起。现在看来，这种观点与当时的意识形态并不矛盾，而最后发展到对“三个崛起”的批判，一方面既说明当时的理论界并未真正肃清“文革”以来文学观念的僵化模式，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意识形态急需建设的局面。1981年《诗刊》发表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文前加了编者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