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国出现了长篇叙事诗创作的第一次高潮，这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留下了许多值得后人深入探索的内容。对这一文学现象，以往文学研究者们就曾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从各个具体作家、具体作品入手，深入分析，力求对作家作品做出公正的评价，其中当然也不乏对某些作品的盛誉。时至今日，已有众多权威性的论点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然而随着对整个当代文学研究的日益深入，人们的视野越来越开阔，对某些问题的分析也越来越能超越时代的局限。原来存在于这一特定文学现象探讨中的不足，也日益暴露出来。本文试图从其产生的根源（主要是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它与同时形成的长篇小说创作高潮的某些相同点的分析，它的民歌体的艺术特色及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几方面，来探讨它的成就和不足，从而为这一文学现象的研究提供点新内容。 一 长篇叙事诗在不长的一段时间内呈现出十分繁荣的局面，构成当代诗歌发展史上最热闹的一景，其规模之大，反响之强烈实为鲜见。且不论其总体艺术价值的高低，仅这一现象就为当代诗歌研究提供了重要内容。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首先应为我们所关注，尤其是从诗歌创作的内部去挖掘它的历史渊源、积累形成的过程就更为重要，以求从中找到它的合理成分，进而说明它在新诗发展史上所应占有的位置，并借此分析当代诗歌发展演变的某些特点。当然，在从诗歌自身规律入手分析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回避它所受到的外力的影响，承认并剖析这种外部影响带来的积极或消极的作用。 现代新诗从其问世到五十年代末，已经走过了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进行了多方面的艺术探索。从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而言，诗歌创作向着更深更广的领域迈进，这是其必然。诗歌艺术需要有更博大精深的作品问世，需要自身的不断超越。这种客观要求是推动诗歌发展的深藏的内在动力，虽然艺术创作外部环境的变化，会以正反面影响它的实现，但无力从根本上动摇这种内在动力。一有适当的时机，或一旦它为自己创造出适当的时机（哪怕是以扭曲的形式出现），它就要显示出这种能量。这是诗歌发展中任何高潮形成的最深层的动因。在新诗几十年的发展中，相对抒情诗而言，长篇叙事诗的创作较为逊色。虽然抗战时期和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中出现了一些较优秀的作品，有的甚至成为新文学的代表作品，但从总体上看，其数量偏少，影响也不如抒情诗大。四十年代初，长篇叙事诗的创作，开始趋于活跃，呈上升趋势，显示出诗歌发展的一种新动态。然而由于社会政治原因，这一趋势到四十年代末暂时中止了。歌颂新时代新生活的抒情诗形成强大势头，并构成诗歌创作的主潮。在此情况下长篇叙事诗又显得相对冷落。从诗歌艺术的自身发展规律看，这是一种非正常的现象。原因之一是长篇叙事诗的创作往往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更精心的构思和推敲，需要在艺术表现日益丰富成熟的基础上来完成。中国新文学从现代进入当代，既延续着自身的发展，又有重大的转变。诗人们面对新的形势，必然要有一个创作心态的调整和适应的过程，在与新生活的磨合中来孕育新的创作高潮。无论是著名诗人，还是后起之秀，都在探索中寻找着更高的攀登点，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来完成新的突破。无疑，在共同的追寻中渴望表现更深更广的社会历史内容，揭示更具思想深度的诗歌主题的“史诗情结”，构成诗人们的共同创作心态。创作史诗性的作品，对于中国作家永远是难以拒绝的诱惑。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政治使命感和艺术的追求水乳交融，热切盼望在史诗性的作品中得以展示。这对他们以往的创作来讲乃是向往已久的飞跃。史诗性的长篇叙事诗的创作，寄托着他们对新的艺术高度的冲击欲望。尽管有些诗人如李季、田间等已有过长篇叙事诗问世，但对以往的超越，成为此时创作的更具诱惑力的目标。至于尚未有此类作品问世的诗人们，更希望通过它来证实自己的创作才能。 另外，与此紧密相关的因素还有当代诗歌创作的发展演变。它也从另一个侧面促成了长篇叙事诗创作高潮的出现。进入当代后，诗歌创作如同其它体裁的文学创作一样，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重大变化。再加上诗歌和政治风云的联系更紧密些，所以受到的影响更大。受新时代的鼓舞，最初诗人写下的多是热情的颂歌。而后来随社会形势的变化又逐渐加重了政治斗争的色彩。这种从颂歌到战歌的变化使抒情诗表现的广阔领域变得越来越狭窄，逐渐流于一种共同的模式，并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很难形成突破。当这种局限自觉或不自觉地被诗人们意识到时，就会构成摆脱束缚的深层心理，就会转而寻找另外的途径。例如，由抒情诗转向叙事诗，虽然未必能完全消除这种制约，但毕竟闪现着新的希望，有可能给诗人提供显示艺术个性的机会，有可能实现创作上的新收获，所以，其诱惑力难以令人抗拒。应该注意的是，这种潜在的创作心理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造成了分析问题时的盲点。 当然，此时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因素对这一文学现象的形成影响颇大。鉴于当代文学伊始就形成的文学传统：与社会政治文化的紧密结合，以及社会对文学的明确要求，强调此方面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否则我们就缺少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数。这从此类诗作的思想内容和美学风格上可得到鲜明的印证。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建国十周年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对某些诗人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文学中固有的“献礼”心态也许促使了一些诗作的适时问世，形成这一高潮的一道特有的风景线。然而从根本上说，任何文学外部的因素都必须转化为文学内部的因素来最终实现自己的作用。所有作品产生时的人文背景都只能部分地而不能全部地决定其命运。这种转化是复杂的，要通过作家的意识来完成。它要被纳入到文学的轨道上运转，即使有浓重的外力的色彩，也已经是经过了文学化的改造，是文学的政治、文学的意识形态的反应。正是从这一点上，我们强调艺术本身影响力的决定作用，同时，兼顾其它因素的渗透。 二 几乎与长篇叙事诗创作高潮出现同时，当代文学的长篇小说创作也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许多有影响的作品纷纷问世。令人注意的是两种文学体裁的相同之处甚多，从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到艺术表现手法，多有相互映衬之趣。这当然不会是偶然的巧合。结合当时的文艺思想斗争、文学思潮，结合社会对文学的要求以及被现时政治文化土壤培养起来的读者的欣赏趣味，只能说是当代文学发展的一种必然，注意到这点，有助于我们从宏观上去把握分析对象，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研究本时期长篇叙事诗创作的诸种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