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98年2月15 地点：江西饭店 一、长篇热潮：为何居高不下？ 江：长篇小说热在我们国家已经持续几年了，它的巨大的数量和高招迭出的炒作，特别是最近一、二年的炒作，我觉得已经构成了本世纪末文学史的一大景观，这到底出于什么原因，评论界应予以追问。有一种说法是非常流行的：认为一个作家常常由短篇而中篇，由中篇而长篇，似乎只有这样，才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这样一种推论，似乎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作家。当然人们对长篇小说有非常高的期望值，“长篇小说是一个时代文学成就的丰碑”。加上有关部门对此也加以鼓励，我们的“三大件”第一件就是长篇小说，而出版社以及第二渠道的书商出于利润的目的也推波助澜，因为长篇小说就创利来说远远超过短篇和中篇。短篇和中篇更多只能在杂志上发表，《大家》杂志十万元大奖，“布老虎”文化有限公司出资一百万悬赏，都是看好长篇。至于读者方面的要求，倒没有看到比较权威的调查数据，但是我直觉，它很难与八十年代的文学热情相比，这就构成一种反差现象：一方面是文学热情的下降，但是另一方面，大批的长篇小说创作出来。一件事情要热起来，它一定有一个供求关系，社会特别需要这种东西时，那么它会大批量地生产出来。现在，为什么社会上这种文学热情在下降，各种纪实丛书、娱乐性丛书大行其道的时候，长篇小说却一枝独秀，在出版上仍然有相当大的数量呢？ 朱：回顾一下长篇，我觉得至少应该说有过三次启动：第一次启动应该是在1990年前后，像张炜的《古船》、张承志的《心灵史》这样一些力作的出现，这次启动是正常的，就是有一批作家，经过了80年代的创作实践之后，包括对本土的思考，也包括对域外的借鉴，感觉自己比较成熟了，必须拿出自己比较有分量的作品来了。因此，少数的作家拿出了少量的，但是水准比较高的长篇。这一次启动来自作家本身的内驱力，并没有更多的经济的、政治上的考虑。第二次启动就加入了很多经济的因素。具体来说，就是1992年底的《白鹿原》、《废都》为代表的“陕军东征”。比如《废都》，当时的传媒说这部长篇拿了一百万，这确是出乎作家自身的意料，也是出乎出版社、出版商的意料的。一部长篇突然又在90年代变得那么热，当时真正感觉到超过了80年代的一些文学现象，这就是市场效应，很多作家一下子把眼睛盯到了钱上面，这是第二次启动。这次启动使得很多作家卷进去了，它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很多作家不是从文学本身的质量去考虑，首先和出版商一拍即合，产生了大量的质量比较差，甚至是粗制滥造的产品。第三次启动是江总书记提倡抓“三大件”。这是来自官方的、政府的倡导，这一次是在1994年。这三级推动等于把长篇层层推向热潮。到1997年底，据不同的统计，有的说是700多部，有的说突破了1000部，总体上， 长篇热就是这样形成的。关于长篇小说热，我在1994年曾经谈到过其中有三个误区，其中有心态的误区，也有金钱的误区。主要从钱的角度考虑，包括长篇改编成电视剧的可能性。中短篇相对来说跟影视联姻的可能性较小，现在有影响的电视剧很多都是长篇小说改编的，所以很多人写长篇的同时套写电视剧本。这边是长篇小说，那边是几十集的电视连续剧，照一般行情，一万块左右一集，作家从电视剧拿的钱至少十几万，小说本身再畅销的话，再拿几十万，这真是挡不住的诱惑。所以据我所知，即使在军队，比较好的作家也相当多地卷入到电视剧的创作里去了。现在作家要来钱恐怕主要靠“触电”——写电视剧。用长篇套写电视剧是最好的办法，一举两得，长篇小说出了，他可以拿出来报职称，电视剧播了，他又可以打知名度，同时有了大量的钱，这个是很刺激作家的。政府的倡导对作家的诱惑也很大，得了“五个一”，作家也能解决很多问题，房子、职称、奖金……这也给创作带来很多负面的效应。至于作家的心态，刚才你说由短而中而长，我也曾经有过一个概括，就是“以短篇打天下，以中篇坐江山，以长篇攀高峰”，这是作家的一种典型心态。很多作家80年代中短篇获过全国奖，到90年代觉得无论如何得出长篇了，他把这个看成一个自然三级跳。实际上这未必是一个创作规律。我觉得，对作家而言，他的才华，个性和文学的体裁之间有内在契合，有一种双向选择的关系，不是说想写长篇，长篇能赚钱，就能写长篇。像汪曾祺，他一辈子基本上就写短篇，这是明白人，还有林斤澜。当然，最典型的是鲁迅，鲁迅一辈子就写短篇，《阿Q正传》是唯一的一个中篇。 有史料披露他曾经两次有写长篇的计划，一个是写红军长征，还找陈赓了解素材；一个是要写杨贵妃，历史题材。但始终没有写，当然原因很多，比如对红军生活不熟悉等等。但是我认为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鲁迅这种才华，尤其是他的语言，这样一种非常瘦硬、简约的语言，怎么能想象可以写出一部30万字的小说来，我认为不可能。鲁迅是清醒的，他没有写长篇。现在很多作家想拿全能冠军，中篇写得精彩，短篇写得漂亮，长篇又大获成功，遗憾的是，这样的“全能冠军”太少了，偏偏能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的作家不多。当然现在长篇也不像以前那样神圣了，“长篇是一个时代的文学的丰碑”，恐怕很多作家也想不到这么高，就是写一部玩玩，如果脑袋里条条框框那么多，他也许就不敢上去写。所以我觉得作家心态有些误区，好像不写长篇不足以证明其实力，不足以在文坛站稳脚跟。其实在文学这个行当里，是不以长短论英雄，以短篇小说成为世界大师的也很多，象19世纪末的欧·亨利、莫泊桑、契诃夫，二十世纪的鲁迅，还有茨威格、都德、海明威、博尔赫斯等等。总的说来，二十世纪的作家纯粹以短篇取胜的不像19世纪那么多，基本上都涉足了长篇领域。但我觉得这确实有个双向选择的问题，像我们江西的杨佩瑾，他基本上写的就是长篇，几乎没留下什么中短篇。 当然，也不能完全归咎于作家的心态，在一般人的眼里，实际上也有个文学的排序，还是觉得长篇更有份量，冠军奖牌还是发给长篇。严肃的作家我觉得还是有，商家的经济效益他未必考虑，政治导向他未必考虑，他就是认认真真写长篇。但总的看来，让大家满意的长篇比较少，量的丰收并没有带来质的相对的提升。 二、作家的心态 江：中国的作家，由80年代走向90年代，他们的心态到底应如何描述？“浮躁”是一种描述，它跟整个社会这样一种心态是非常契合的。作家就是世俗中的人，而且，作家有可能比世俗的人对利益更具有一种关注，他本身就是体察人情的，他不可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所以，有的人对作家有一种误解，认为作家似乎也跟某一个闭门造车的学者一样，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其实，他们跟学者不是一回事。何况现在很多学者都已经难以守住自己寂寞的书房，或者说社会已经没有办法提供他能够守住这份寂寞的条件，没有屏障能够抵挡来自于整个社会的喧嚣，以及利益关怀的汹涌澎湃的热潮。我觉得有必要回顾一下，80年代我们整个文坛上唱主角的，应该是两大主力，一是所谓“五七族”，一是所谓“知青族”。这两个年龄段的作家，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觉得他们主要是靠一种长久压抑然后释放的激情，靠一种与社会变革同步推进的一种气势，靠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情怀以及我为天下师，启蒙民众这样一种历史使命感。他们靠这些东西来进行文学创作，靠这些东西走上文坛，而且他们这些文学的行为，很多是作为他们人生追求，实现自我、实现他们介入社会或者实现他们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生价值的一种方式，更多是作为一种方式，所以他们试图站在民族的、民众的、人道的立场上来叙述历史并且以此作为有效地参与社会变革的行为方式，我觉得这是上述两个群体的作家创作的一个动机和导向。那么到了80年代末，或者说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一批新作家开始登场了，他们的创作动机逐渐开始发生变化，他们先后有所谓先锋派、新生代一直到这几年的晚生代，还有很多不同时期的不同称谓。那么一直到了90年代，特别中期以后，边缘化、个人化的写作各行其道，显而易见，不同年龄的作家创作立场上发生了分歧，因此他们作品的风格、他们的叙述的方式、他们的语言风格、他们的创作观念以及他们对于世界的看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对现代文化的看法都有很大的区别，甚至可以说大相径庭。虽然有关创作的争论声、批评声此起彼伏、延续了10年，但是新的创作势头仍然由端倪而波澜，甚至蔚为大观，这已经是文坛不可忽视的。不同群体的作家以及不同年龄的作家，他们带着不同的创作观念在今天的文坛上进行创作，那么这批60年代出生的作家以及当下70年代出生的作家，他们的心态显然是不同的，我觉得在这点上来说，作家的心态跟刚才说的长篇小说包括现在整个创作都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我想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今天中国的作家，他们创作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从前的作家创作动机可能比较单纯，刚粹碎“四人帮”的时候，特别是那批“五七族”的作家，不少人当过右派，那么，政治运动把他们错判或者打到了底层，他们从底层重新恢复到知识分子这样一种身份的时候，他们压抑多年的那种激情喷发出来，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中，象张贤亮、从维熙，这一批代表性的作家，他们的作品都带有自传体的性质，他们的一种创作动机就是喷发压抑了多年的一种痛苦。另外，那个时候的创作可以使他们从社会底层，借助文学创作非常自然地回到社会显著的位置。后来的作家的价值观念显然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显然要牵涉到社会的转型。可以说，今天的作家不是属于不食人间烟火的，不是一个远离民众的哲学思考者，他们还是试图跟着这个社会的潮流，并在这个潮流中找到他们的位置，发出自己的声音。今天中国的作家，完全反抗于这个社会的并不多。西方艺术家如高更那样的远离世俗，用他们的行为，抛弃一切利益，去寻找艺术的真谛，这样的人生追求在我们今天的中国作家中很少，甚至没有，更多的人还是处于一种利益的关怀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