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语言是历史的化石。“History”给我们所暗示的是， 历史是关于“他的故事”（His+story）。在男权中心主宰的社会里，无论中外，一部文学史似乎也就是有关男性作家创作的编年史。在文学史的瀚海中，女作家寥若晨星，只是作为点缀而存在其间。这正如英国女性主义批评家黛·史班德在《男人造语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妇女自由发表她们的作品，只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才争得的权利。在此之前，公开发表作品是男作家的事情，妇女只能私人写作她们的日记、书信和传记，她们的读者至多也超不出她们周围的朋友和熟人。女性在父权中缺席或缄默的情形，一直到二十世纪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男权中心部分地开始解构，女性渐次建构自己应有的社会角色。在文坛，女作家开始与男作家一起，描绘现代文学异彩纷呈的图景。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现代女作家的报告文学创作显示独特的意义。这种意义或许还带有某种“革命性”。发轫于近代，发展于现代的报告文学，是一种现实性极强的、具有直接的社会功能的文学样式。作为一种社会性写作，“报告文学者的写字间是整个的社会。”〔1 〕从事这种特殊文体的写作，需要本是“屋里的天使”、受三纲五常约束的女性走出家庭狭小的空间，介入社会博大的天地；由闭锁的私人写作转向传播的社会写作，以报告文学作为自己向社会“发言”的特殊方式。女性从事报告文学写作，并取得卓然可观的实绩，这实是现代女性解放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女性所谓“真正的天职：丈夫与家庭”以及所谓“温存”、“柔顺”等一系列有关的观念，并非全是生理特性所规定，而是男权社会所派给的文化的产物。其实女性也与男子一样，具有评说社会、指点江山，论断是非、设计人生的需要与使命。只是这种需要和使命，在很长时间内被忽视和剥夺了。在中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之时，女性的这种需要与使命，方始为社会所认可，所赋予。或者可以这样认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造就了现代女作家，尤其是女报告文学家。现代卓然成家的女报告文学作者，如谢冰莹、胡兰畦、丁玲、杨刚、陈学昭等莫不受到民主革命、个性解放运动的深刻影响。这些女作家大多出生于世纪之初，成长于二三十年代。时代的革命使她们得以产生“人的觉醒”，冲决封建专制的牢笼，肩负爱国救亡的责任，与男子一样投身于火热的斗争的社会生活。谢冰莹在“五四”新风的熏陶下，敢于蔑视封建礼教陈规，抗拒父母的婚姻安排，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言行“出格”而为家庭与学校所不容，但她并不向命运屈服，而是勇于挑战性别歧视和社会纲常，毅然从家中出走，报名参加中央军校女生队，投身北伐革命。与谢冰莹一样表现出强烈的性别反抗与社会反叛品格的丁玲，被茅盾在《女作家丁玲》一文中，称为当时“叛逆的青年女性”中的一员。其实，早在“五四”时期，少女丁玲就随王剑虹（瞿秋白第一位妻子）等，不顾社会冷眼，剪去长辫，游行讲演，为时辈中鹤立之人。 弗吉尼亚·伍尔夫曾说：“性别固然是有差异，但两性也的确会混杂。在每一个人身上，性别总是在两极间摇摆，男性或女性的外表，往往仅由衣服来维持，而衣服底下却遮盖着与表面截然相反的性别。”〔2〕事实也许并不如伍尔夫所说的那样绝对， 但考诸现代女报告文学家的生平及其个性，我们可以发现她们大多没有所谓的淑女风范，有的是与男子比肩的阳刚之气。她们并不就范于社会对女性行为的规范，在她们身上表现出与其“表面截然相反的性别”。谢冰莹曾有自述：“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我忘记了自己是女人，从不想到个人的事，我只希望把生命贡献给革命”，“我完全像个男孩子，一点也没有女孩的习气……”〔3〕写作《东南行》和《美国札记》的杨刚也是这样。 “杨刚是一团烈火”。〔4〕胡绳、袁水拍说她“慷慨直言，朗声大笑。 在她的风度、性格里，通常所说的女性的东西很少。”〔5 〕所谓“女性的东西”，其实并非全是女性本性的真实体现。现代女报告文学家所体现的鲜明的个性，是个性解放的时代产物，是其人性的真实溢露。正是人物能反抗传统的性别观念，以崭新的姿态立身于社会，才使她们能有别于当时多数的女性，成为风雷激荡的时代的急先锋和观察者。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杨刚、丁玲、谢冰莹等写作报告文学，是时代影响、社会责任驱使和个人性格逻辑发展的一个结果。 时潮澎湃，“人的觉醒”使现代女作家成为“社会天使”，投身急激多变的社会生活洪波，是特殊的社会生活与人生经历造就了现代一批女报告文学家。谢冰莹是现代第一位有成就的女报告文学作者。《从军日记》就是这位“女兵”参加北伐战争的见闻录与自叙传，是现代第一部反映北伐革命风貌的报告文学。参加北伐时，作者年仅21岁。如火如荼的战斗生活，叩击冰莹热血沸腾的心。“坐在细沙如粉的地上，靠着膝头”〔6〕写出的《从军日记》，是一部“丝毫假都没有的写真”〔7〕集，它从作者见闻的侧面，生动真切地再现出北伐革命的声势，农民运动的威力以及当时社会的十色图景。作品连载于1927年5月14日至6月22日由孙伏园主编的《中央日报》副刊上，在当时的文坛和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作者在《怎样写〈从军日记〉和〈女兵自传〉》中曾说：“没有伟大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是不可能写出好的作品来的。”确实，《从军日记》正是作者冲破樊篱、投身革命的直接产物。作者以大胆反叛的行为，为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一幅富有光彩的“女兵”画像：“一位拄拐杖的老婆婆说：‘我长到八十多岁了，从没有见过这样大脚、没头发、穿兵衣的女人。’”〔8〕与《从军日记》的情况相似， 大革命时期曾是四川第一个妇女联合会主席胡兰畦的《在德国女牢中》，也是以作者亲历的革命斗争作为报告内容的。胡兰畦1929年在何香凝等的帮助下留学德国，在留德学生中组织反帝同盟，进行反帝反法西斯的宣传活动，于1933年被德国当局拘禁，后由宋庆龄、鲁迅等以人权保障大同盟的名义，向上海德国领事馆提出严正抗议后，才获释放。《在德国女牢中》写的是作者“旅欧时期的一段重要经历——三个月的德国女牢生活。”〔9〕作者以独特的身份与独特的视角， 揭露了希特勒上台初期德国独裁政治、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妈妈坐牢，小孩也一齐坐牢……”，“只有管监牢算是最好找的工作”，由于作品题材具有某种特异性，所以一经发表便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部分内容译成法文，发表于1934年法国著名的《世界报》上，后又译成英、德、俄、西班牙文出版。在“延安还拿它作过教材”。〔10〕《在德国女牢中》所获得的成功，与其说是写作艺术的成功，毋宁说是题材本身造就了它特定的价值，而题材本身又来自作者特殊的斗争经历。革命者胡兰畦成就了报告文学者胡兰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