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确立现代文学经典的文化语境 建国后最具文化意义的现代文学经典危机，出现在八十年代中期，确切地说其标识就是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尽管这之前红色经典与样板戏经典从苦心经营的建构到逐渐被冷落甚至速朽，也曾潮起潮落，但它们的沉浮与政治气候的变换直接关联。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1〕这种自觉的文学史意识， 实质上强调了文学史研究的科学精神和自由精神，标志着知识分子话语从主流话语中剥离出来，由附庸的状态重新走向独立。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得到学界的认同后， 《上海文论》1988年开辟了“重写文学史”专栏，接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辟有“名著重读”栏目，近年来又陆续拥有诸种现代文学思潮史，直至去年问世并引起反响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而且有理由预言，世纪之交仍然会有重写的文学史，思潮史及经典选本问世。 如今看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念，无疑切中了现代经典危机的症结。80年代中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转折期，一方面中国文学把自身置于世纪文学的总格局中加以体认，另一方面欲从本土的现代传统中寻找思想资源和形式参照。可是，在主流话语严格监制下形成的既有的文学经典却不可能满足批评家和作家的认知需求：红色经典流传下的知识，与他们所需的知识相距甚远，而现代文学中的非经典性文本虽然包含着可得性知识，却被充满着意识形态偏见的文学史重重遮蔽。于是经典危机和重新调整经典，就成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凸现在文学界。 当然，调整经典还离不开文学的外部条件，正如佛克马所说：“只有当一政治或宗教机构决定对文学的社会作用较少表示担忧时，它才会在经典的构成方面允许某种自由。”〔2 〕虽然知识分子在获得相对自由的同时，从政治和社会的中心移向边缘，文学也由此失去了“轰动效果”，但这并没有严重地影响专业知识分子重写文学史和重建经典的内在冲动，没有消解这种冲动内含的文化责任感。 本文所以廓清经典危机的文化语境，阐释重建经典的内在缘由，意在表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仅仅是个时间概念，更重要的是一个价值概念，即由现代性的文学观，审美特征和文学语言结构等构成的整体观。虽然现代的百年边界不好用确切的年份硬性切割限定，但作为共时性的现代文学整体观却为学界普遍认同，决不会像有人理解的那样“是随意”的乃至“莫名其妙”的，更不会因为经典选本忽略了某人或某些人的古典诗词创作，就认为不符合“建国以来文学发展的实际。 ”〔3〕当然，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理解，不妨可以宽泛一些，以便贴近本世纪末中国文学发展的本相，否则近些年来超越启蒙话语的先锋派作家作品就难以归纳到百年经典之中。 二、经典的涵义和经典化问题 关于经典的涵义，第一种认为经典是：“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价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系的作用。”第二种认为：“经典包括那些在讨论其他作家作品的文学批评中经常被提及的作家作品。”第三种认为经典“是指一个文化拥有的我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全部精神宝藏。” 关于经典的涵义，佛克马和蚁布思的《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尽相同的诠释。第一种涵义是就一般意义而言的，认为经典是：“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价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系的作用”。〔4 〕第二种涵义强调经典在文化主流圈的影响，他转述了罗森格伦的观点：“经典包括那些在讨论其他作家作品的文学批评中经常被提及的作家作品”，而“只有知名的作家才可以因比较或解释而被提及。”〔5 〕第三种涵义是从霍兰德的读者——反应批评的观点出发，认为经典“是指一个文化拥有的我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全部精神宝藏。”〔6 〕这三种诠释都言之成理固然没错，但它们所指涉的经典的侧重点显然有别，从各自强调的侧重点上我们可以发觉有关经典和经典化的几个问题。 首先，佛克马在陈述第一种涵义时提及，这种界定的缺陷在于它是被动地被建构起来的，没有指出“谁的经典”。文学经典的确立者，实质上就是经典话语的陈述主体，因此要研究文学经典的内部结构，就不能不探询经典的命名者。从经典构成的历史看，中世纪的三个世界性权力机构是教会，政府和学校，而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帝权垄断了经典，并通过经典统治着文化教育。这些经典在保留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在行使其话语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讲，经典不仅是提供指导的思想宝库和解决问题的工具，也是钳制思想与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建国后，政治一元化的体制，导致了以权力的形式来规定文学功能和教育要求，经典被纳入教科书体系，成为主流话语的产物。新时期以来，文学经典所依附的政治文化体制逐渐变革，强制性的权威失落了。如今，从法律原则上说，人人都有创建文学经典的权力，但实际上这种职责落在很少一部分文学专业的知识分子身上。 现代社会受工业文明的浸润，分工日趋细密，专业日益狭窄。一般而言，学者都是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推进自己的钻研，而且是在相对孤立的情况下向纵深发展。即使是相近专业的都较难相互理解对方的研究状况。因此在知识领域，人们很大程度上只能认同学术权威，因为他们长年累月地从事某个专业的研究，占有详尽的研究资料，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了同行与社会公认的研究成果。没有学术权威的社会，不是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学领域最早的文学选集《中国新文学大系》（赵家璧主编，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1936年出版），就是由一批具有学术影响的新文学运动当事人编选导论的，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实了它的价值性。当然，这并不能证明某一位学术权威编选的经典或文学史，就一定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特别是他们编选的当代文学部分，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动态的经典，得经过比较，筛选和历史的检验，才能成为恒态的经典。不过应该承认，他们至少“提供了一个起点式的参照”〔7〕是经典化过程的一种积累。如果一切皆从头开始， 妄信一张白纸可以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那么我们只得重新返回仅有样板戏经典的“文革”年代。
